第一章
　　小男孩儿叫冉。
　　我带冉在院里散步，雨后的太阳干净明亮，花坛里的花仿佛一下子全开齐了，黄的，粉的，白的，一大块一大块蓬蓬勃勃，空气中弥漫着的花香浓得都有些呛人。不时会碰到同样出来散步晒太阳的老干部老太太，几乎每个人看到我和冉都会微微一怔，然后更注意地看一看我。他们都认识冉，不认识我，自然要想：这人是谁？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尽由他们打量揣测不予理会，全然陌生的环境使我勇敢。但当有那么一天，冉出现在我们单位的院子里时呢？
　　冉的出现给我的婚姻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名义上和实际上的不圆满。
　　“我要回家！”冉嚷。
　　我看表，才一点一刻，彭湛刚睡了二十五分钟。彭湛回来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辞职，洽谈，跑各种手续，这几天夜里一直睡得很迟，最早的一次十二点半。早晨还要早早起来，办事得遵循人家各机关部门的作息时间。昨天夜里跟人谈事又到凌晨，因此中午这觉十分重要，冉若在家他就睡不成。冉是个不肯安静的孩子，不是楼上楼下地乱跑，就是大喊大叫，大声唱歌。他的嗓子倒是很好，音准也好，乐感尤其好。歌他只唱一个，翻来覆去，是当时被混血儿费翔唱得红透了大陆半边天的《 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支歌的旋律完全超出了一个幼儿所能驾驭的范围，冉应裕自如。每一个半拍，切分音，弱起，气声，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且能做到像费翔一样，边唱边跳，一手举麦克一手指前方：“你就是那一把火——”那麦克通常是一本卷起来的书。冉有艺术天分，这似乎是家族遗传。
　　彭澄给我们寄来了一千元钱，汇单附言上写的是：祝哥哥和姐姐白头到老。她仍依从在云南时的称呼叫我，传递着一种对于至亲至爱骨肉之情的渴望。她没有父母没有姐妹，从此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相依为命。当时屋外阴雨不断，屋内凄凉混乱，这笔巨款—— 一千元在当时相当于彭澄一年的工资，彭湛两年的工资——和那句祝言所引起的对于彭澄以及与她有关的一切明亮记忆恍若隔世。那时彭澄她们已由云南撤回了四川驻地，在云南时我们说好她一撤回后方就休假，先回兰州，再去北京；后来又说十月份再休，看看十月的北京。但目前看来这个计划怕要落空，她们有可能得去西藏，历时一年。信中她说：“听说最近中印边界发生了冲突，有了一些小的战斗，今天我上中午班，一进科室就听说要组织赴藏医疗所。刚开始我还觉得去不去无所谓，经大家一说，是去不得呀！一是西藏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天寒地冻空气稀薄没有青菜。二是地形险恶，翻车事故不断发生，你说云南路险，她们说比起西藏，云南乃一小巫，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是不是？首先这两点就不像去云南那次，还有一定的保险系数。三是参战一年就是二十三岁，再等到那高原太阳晒出来的黑皮肤红脸蛋恢复过来，又得一年，二十四，终身大事为此就要推后两年考虑，黄金时光已过。据说我们医院要组成一个一百床位的医疗所去西藏察隅县的一个什么地方，那里没电，用不上电灯，看不成电视，如果大雪封山，几个月看不到信和报纸是常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我们科将去两个医生，三个护士，估计我又跑不了。不过他们又说这只是小道消息，但当大家问院长政委时，他们都笑呵呵地说：‘当兵是要打仗的嘛。’唉，回想我的当兵生活就像游民。从成都到重庆，重庆到成都，成都到雅安，雅安到夹江，夹江到云南，云南到夹江，这回又要从夹江到西藏……”
　　彭澄所在医院隶属成都部队，与成都部队辖区接壤的国家较多，俗称“邻国”。“邻国”和老百姓过日子所说的“邻居”是一回事，挨得近了，久了，难免会有摩擦，有时相互走动走动，串串门儿，说说笑笑地就能把事情解决了；但也有一些事很难解决，这时两方中间只要有一个不讲理的，或性子急的，就得动武，到那时，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了，所谓胜雄败寇。通常，一个家的“拳头”是身强力壮的男丁或这家所拥有的权势，而一个国家的“拳头”就是军队了。国家指哪儿，“拳头”就得打哪儿。因而当兵若当在了需要跟诸多邻国打交道的部队，“生活就像游民”不足为奇。关于赴藏一事，彭澄信中最后的结论是：听天由命。如果真去了，十月份就休不成假了，就去不成北京了。她说她特别想看看北京的国庆节，她还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我是她唯一的北京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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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彭澄回信，开了无数个头，终是没能写下去。不想跟她说我这边的不愉快，不愿她不愉快，深知我和她哥哥的婚姻对她来说有多么重要；可是不说不愉快，就只有说套话，费劲而且无味。于是就想，过些日子再写吧，等情况、心情有所好转，等现在成为过去时再写。我对我的婚姻仍抱有很大希望，决心以我的积极努力去经营好它。
　　“我要回家！”
　　身边的冉又嚷。我耐心告诉他，爸爸在睡觉，爸爸昨天晚上工作睡得很晚，我们再在外面玩一会儿，等爸爸起来。他不肯。我完全没有对付孩子的经验，我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当兵离开了父母。我又看了看表，一点二十，才刚刚过了五分钟。“冉你看，花开得多漂亮啊！”我指着花坛里的花大声说。冉不感兴趣。其实我也觉着自己甚是无趣；突然想起小时喜欢看蚂蚁，尤其春天蚂蚁刚出现的时候，心里一阵兴奋，开始带冉找蚂蚁窝，终于找到了一处，他果然被吸引住了，蹲在那里，瞪着双黑黑的大眼睛——这孩子长得像妈妈——看，我则站在他的身后，等。太阳很暖，花儿很美，散步的人们很是悠闲自在，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茫然空虚，不知将来会怎样，明天会怎样，甚至不知道待会儿会怎样。
　　“我要回家！”
　　冉终于对蚂蚁也失去了兴趣，站起身来，嚷。觉着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抬手看表，才刚过了七分。我沉重地叹息了。我带冉回家。我不知他为什么非要回家，那个空旷、清冷、毫无生气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吸引他？问他。他的回答是：“我要回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同我待在一起觉着没有意思。我也是。但我是大人，可以克制，可以掩饰，也需要克制，需要掩饰，孩子则不。路过大院门口，我突然又有了新的主意：仍是不甘心，仍是想让彭湛再睡一会儿，我们这个家将来就靠他了。
　　“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我要买彩笔！”
　　“好！”
　　“买方便面！”
　　“好！”
　　彭澄寄来了一千元钱。钱是人的胆。刚一出大院门，融入人车滚滚的街道，冉就把他的一只小手塞进了我的手里，小手很软，很暖，我握住它，那温软的感觉由手掌直抵心里，我不由扭脸低头看冉，小小的身子，小小的影子。
　　这天是星期日，街上到处是出来采购或闲逛的人，明亮的阳光下一片熙熙攘攘。路过一条小河，河边上醒目地坐着个单身长发女子，背对我们，薄薄的肩胛，细瘦的腰身。冉挣脱我的手跑了过去，片刻后跑回来，告诉我：“她哭了。”停一会儿又说，“我知道她为什么哭，她和她妻子吵架了。”这里的“妻子”应为丈夫，到底还小；这么小竟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足可见生活的烙印。冉从不跟我提他的妈妈。他叫我阿姨，对我不多么亲近但也看不出明显敌意。不知他知不知道我的出现跟他妈妈的消失之间的关系。他不说，我也不问。不想利用年龄、经验的优势去套小孩子的话，那未免卑鄙，就我和冉这对人物关系而言，还要加上残忍。再者，我也怕，怕正视，面对这样多变无绪的纷乱，闭着眼过最明智。
　　先去商场买了彩笔，买了方便面，又说服冉跟我一块去了菜市场，手中有方便面啃食，冉随和多了，这孩子不喜欢甜食。菜市场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一条街，绿油油的、红艳艳的、白生生的，各种菜蔬比比皆是。我买了小白菜，买了葱姜香菜，又去卖猪肉的地方称了猪肉。晚饭包包子，冉和彭湛都爱吃带馅食品。都说主妇在制定食谱时很少或者几乎不大考虑自己，我业已无师自通地进入了角色。不知不觉，两点半了，我和冉往回走。路边有一个卖活鸡的摊位，鸡们挤在逼仄的两层铁丝笼里，由于不舒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上层笼子里的鸡屙屎直接就屙在下层鸡的身上，其状惨不忍睹；当然鸡也许不在乎这个，但它们不得不在乎空间的拥挤，有几只鸡被挤得趴在笼底，两脚爪支棱在铁丝笼外，任别的鸡在背上踩踏，动弹不得，这种境况的鸡通常是连叫都不叫了，紧闭着嘴，半睁着眼，一副只求速死的样子。冉在这个摊位前停住，专注地看了一会儿，方便面都忘了吃。等他看够了，我们继续走，鸡们在身后叽叽喳喳不绝于耳地叫，远远听来像是一连串的“哎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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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它们在说什么？”
　　“谁？……噢。不知道，鸡说话，人听不懂。”
　　“我听得懂。”
　　“是吗，它们说什么？”
　　“它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
　　我注意地看了这个四岁男孩儿一眼，为他的敏感、细腻、多情和丰富准确的想象力、表达力惊叹，同时也不安。这样的人极易受伤，不管是这样的大人还是孩子。他仿佛感觉到了什么，立刻就把拿方便面面饼的小手撤下了一只来，像刚出干休所大门时那样，悄然塞进了我的手掌里，那小手的温软直抵心里。他还小，他还不会有不可更改的成见和敌意，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生活开始在我眼前明朗，开朗，线索开始清晰。
　　到家的时候，彭湛正好睡醒，冉拿着他的彩笔直接上楼画画去了，我则拎着菜蔬，踏着几乎是轻快的步子去了厨房。听说晚饭吃包子，彭湛高兴得像个小孩儿，积极地跑去食堂买发面，回来的路上，还拐到小卖部买了醋。我把他买回来的发面用湿屉布盖好，心情也越发地好了起来，同时还有了要诉说这心情的愿望，于是边择菜、洗菜，边开始说了，从头说。
　　“看完蚂蚁才一点半多点，我就跟冉说，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其实冉在家对我睡觉毫无影响！”
　　他突兀地插道，说完之后就转身走了，使我连他说这话时的表情都没能看着。我愣住了，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是不耐烦我过细的叙述方式，还是嫌我慢待了——倘若不是虐待的话——他的儿子？
　　我端着刚出锅的发面包子来到饭厅，桌上已摆好了碗筷，碗里已倒上了醋，蒜瓣儿已剥好放在了小碟里，这些都是彭湛准备的，他本人也已做好了准备，洗净了两手端坐桌旁，摩拳擦掌。包子个个一般大小，蓬松而白，热气腾腾，香味四溢，我曾在医院的病员灶上帮过八个月的厨。彭湛搓着两只手，等不及我把盘子放到桌上，就伸出手来抓。“等冉一块儿！”我躲过他的手，说。小时候，我们家，总是要等全家围桌坐定后才吃饭的，全家围着桌子一块吃饭，是我童年印象最温暖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冉！下来吃饭！”彭湛直着脖子冲楼上喊。楼上悄无声息。回家后我曾上楼看过冉几次，他一直在用新买来的彩笔画画，专心专注。以前我只知道嫌他吵闹，却不去想他为什么吵闹，一个空空荡荡的没有玩具的家，如何能让孩子安安静静排遣他旺盛的精力？
　　“韩琳，我们是不是考虑再开一个包子铺？”在等冉的时候，彭湛嬉笑着说。
　　“行啊。到时候你干什么，吃？”
　　“我是认真的。把你那些事放放，咱们先得挣足了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去追求精神。”
　　我看他一眼，确认他是认真的，便觉着他有些异想天开。倒不是包子铺有多么高不可攀，而是他这样子是不是太有点像没头苍蝇了，撞哪是哪？不过按照牛顿“没有大胆的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的逻辑，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似乎也有道理，也许这就是男人比女人要成功的原因？
　　冉在楼上毫无动静。
　　“冉！”我叫。
　　“哎！”他立刻答应。
　　“下来吃饭啦！”
　　“噢！”
　　只听一阵稀里哗啦之后，头顶上就响起了冉的小脚踏在楼板上的嗵嗵声，彭湛略带惊讶地看我：
　　“咦，他还挺听你的！这孩子平时别扭得很，性格古怪，像他妈。”
　　包子馅咸了。什么都好，可是咸了。
　　“不该放最后那一勺盐，真是的，唉！”我一再地说，彭湛不接茬儿。我知道他对这顿饭抱了很大希望，也一直知道男人们对于“饭”的重视，不像女的，随便吃点零食就可以打发。可是事情已然这样了，你说两句什么，就算给我一个做自我批评的机会也好。他不说，只是皱紧眉头嚼着，两腮的咬肌一鼓一鼓；嘴里由于塞满了食物而咕嘟着，像个正在赌气的小孩儿。他的样子使我觉着十分抱歉，也有点好笑，就笑了起来。他看我一眼，把手中一个吃了一半的包子往盘子里一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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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这么咸，叫人怎么吃嘛！”
　　咣，推开椅子拂袖而去，冉被吓得哆嗦了一下。那种有点好笑的感觉刹那间由愕然取代。
　　冉的毛衣小了。四五岁的孩子，正是长的时候。趁着周六天气好，我把他的毛衣拆了，洗了，晒上，又去买了二两新线，给他重织一件大的，这样就不必买新的了，我们的一切开支都得由彭澄和母亲的钱里出，只出无进，不精打细算不行。这两天冉就先穿他爸爸的大毛衣在家凑合着，反正不去幼儿园。原来的毛线是草绿色的，新买的线一两黄色，一两褐色。黄色的织成月亮织成星，褐色的织成房子织成树。图案都在胸前，样式是那种叉肩的，由领口织起，套头衫。我昼夜兼程地织，我得赶在周一前让冉穿上，边织边想象着冉穿上这件毛衣时的样子，倒也不觉辛苦。周日晚上胜利完工，漂亮的冉穿上这件毛衣后如同童话里的孩子。早晨，我去食堂买早点回来，看看差不多到时间了，便去楼上叫冉起床，他该上幼儿园了。冉已经醒了，正一声不响坐在大床上自己给自己穿衣服；彭湛仍睡着，昨晚同人谈事又是差不多快一点。此刻我们的卧室是这样的格局：大床旁边摆着一张行军床，他们父子俩睡大床，我睡行军床，这是我们这个特殊家庭目前唯一可以选择的就寝组合方式。冉自己怎么也套不上我给他织的那件毛衣，便伸手去推他爸爸。“爸爸！爸爸！给我穿衣服！”我就是在这一刻走进的卧室。彭湛怒冲冲坐起，三把两把给冉把毛衣套上，一抬眼看到了我，说：“毛衣织成套头的，你叫孩子怎么穿？！”
　　我非常非常生气，一天都没怎么理他。他感觉到了。晚上，冉睡着了，我们躺在两张床上，各看各的书。屋外，风儿阵阵地掠过窗户。“韩琳，”他先开了口。我拿开书，看他。他从大床上欠过身来，一脸的严肃,“你是不是觉着有了这个孩子，就得不到全部的我了？”
　　我瞠目结舌。
　　晚上，彭湛约了一帮人来家里谈事，客厅里烟雾缭绕热气腾腾，谈话声笑声如火如潮直冲房顶，谈到钱时都是以百万千万论计，光听听就令人心跳。几个人都是彭湛的朋友，也是合作伙伴，这时彭湛已正式向单位递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
　　“这样算来，投资的三十万一年就能赚回来，以后所挣就是纯利润，净赚，且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利率递增，三十万的百分之三十是……”“九！三十加二十—— 一年五十万，十年五百万……”“不止——别忘了每年还有百分之三十的递增！”“这个项目就这么定了！海口那边买地的事也有了消息。赵哥来电话说养蜗牛前景可观！”“制片公司的事怎么样了？”“我那边没问题了，作协同意出面，但多少得给他们点钱，如今的文人大伙也知道，都穷疯了。”“告诉他们，他们今年的奖金我们全包！”“银行也初步同意贷款——”“好！下一步，找‘西影’厂买厂标！”“这个交我了！”“咱们要弄一个全中国最棒的娱乐片，请张艺谋做导演，开机那天搞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把各界的社会名流都请来。吴副市长——王冬，可是交给你了，他分管意识形态！”……
　　我没参加他们的谈话，沏了壶茶，给每个人的杯子里倒上，就离开了。一听经济问题，我的脑子容易短路，无论怎么集中精力，把每个字都听清了，仍是搞不明白意思，索性不听不问。上面的话，是我来回路过时听到的，因为谈到了电影，我熟悉的行当，才算记得比较详细。
　　家里没有电视，也没什么可看的书，我和冉在楼上相互为伴。他画画，我看他画，他很高兴我看着他画。画一个人，说“这是爸爸”，再画一个矮一些的，说“这是阿姨”，再画一个更矮的，说“这是我”。他画的是我们目前的一家三口。
　　冉开始认可现实。曾几次想就现实的问题同彭湛好好谈谈，来兰州后我又跟单位续了十天假，但不能总是续假，假期到了怎么办？但他不愿谈，谈不了几句就搁浅。“你来嘛。”每次，他总是这么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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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是，我来干什么。”
　　“来了再说。”
　　“来了再说不行。”
　　“好了好了，关于这个家，关于将来，你尽管放权给我，由我安排，好不好？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咱们家将来绝不会比任何家庭差！”又是这句话，但这时我已没有了初听到时的兴奋。他很乐于谈将来，谈以后，对今天怎么办，明天干什么，从来不说，不知是不屑还是不耐，还是心里压根没有。也许这也是男女的差别？男人嘛，是应当宏观一些，目标远大一些，那么好，具体的、近期的、日常的琐事，就由我来安排。
　　“韩琳！”彭湛在楼下叫，我答应着下了楼，来到客厅。“倒水！”他左腿压着右腿，整个身子深陷在沙发里，冲茶壶扬了扬下颏。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暖瓶就在楼下的厨房，他离着比我近得多，我非常清楚他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非常的不喜欢，有意思吗？有意义吗？令他如此反复再三乐此不疲？每一次我都忍了，不想让大家难堪，他却不懂得这是教养，是尊重，反成了瘾似的变本加厉。数年后同申申闲聊时聊起过这些琐事儿，申申说，这是你的老问题了，看着挺聪明，处理起具体事儿来还不如普通的家常妇女。要叫我，第一次就坚决地毫不含糊地给他一个迎头痛击，保证他不敢再来第二次。我说申申你说得对，但是我不喜欢。夫妻间那种愚蠢浅薄的勾心斗角，我真是不喜欢。她说可是人家喜欢，早说过你俩压根就不是一个筐儿里的人不能往一块装，你不听，怎么样？从前，还是单身的时候，我就很怕看到夫妻在我面前表演亲热、展览不和，或像彭湛似的非要在外人面前争个我高你低，那每每使我如坐针毡。前车之鉴将心比心，我想我不能这样做，可惜彭湛不配合。……客人们都静了下来，看我，令我感到了一种被迫降低水准的耻辱。我一声不响去厨房拿暖瓶给他们续水，我如果不这样做只会使所有人包括我更加难堪。客人走后我说彭湛：“你怎么跟农民似的！”“我们那不正谈事呢么。”他冲我嬉皮笑脸，一句话就堵住了我的嘴。语言在夫妻间就是这样的没用，夫妻间那许多的微妙事情，用行动说话往往比语言简洁明了，也有效，比如像申申说的“迎头痛击”。但我做不到，我喜欢朴素自然平和，喜欢跟我的丈夫相互尊重。硬碰硬，硬欺软，还是夫妻么？那样的日子过起来，累也累死了。
　　我把这种种种种的不一致用了一个很大的词儿做了概括：价值观。当然并不是说我对他错，不一致罢了。夫妻之间无是非，只有合适不合适。
　　续的十天假期又到了，我必须返回北京，偏偏彭湛他们的事正忙到哏节上，于是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冉怎么办。他让我把冉带去北京。我飞快将北京我的宿舍、工作、周边环境等诸方面情况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说我不能。他再没有说话，伸手关了灯。这时是晚上，我们都上了床，冉已睡着了。黑暗中，他在大床上翻来覆去地折腾，弄得我久久无法入睡。早晨一大早他就出去了，招呼都没打，饭也没吃。我一个人在家里收拾着要走的东西，忐忑不安，怒气冲冲。他直到下午才回来。
　　“你去哪了？”
　　“找他妈去了。”
　　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他妈”是谁。“找她干吗？”
　　“带冉。”
　　“她怎么说？”
　　“跟你一样。”
　　我怒不可遏。“你说这话有意思吗？！”他不吭气了。我想不行今天我得把我该说的话说出来。“你以为冉是什么，小狗，小猫，说提溜到哪儿就能提溜到哪儿？他是个人，一个小孩子，要吃要穿要住要玩要上幼儿园！我那有什么？一个小屋，一张小床，孩子需要的一切一概没有，在这他至少还有幼儿园上。而且我刚回去，得上班，得收拾屋子，得采购，肯定还得处理一些别的什么杂事，若联系幼儿园，还得去开这信那信，去幼儿园看——这么多的事儿，冉在，怎么办？锁屋里，还是带着一块东跑西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