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这是九江的一个不眠之夜，路边、街道、房头，到处是人；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满载士兵的军车时而一连数辆在其间呼啸驶过。出租车几乎全部是北京人说的“小面”，我们很容易就打到了一辆，“我们”是我和干事，他一定要陪我一块儿，是个负责任的人。当初他说没车我还想是不是他不想让我夜间出来，不陪不好，陪又不愿，我是有一点小人之心了。
　　车在城中沿江而行，忽瞥见路旁一家私人设的“公用电话”，急叫车停。那电话居然还通！我总算给海辰打了电话，我幸亏打了这个电话。快十二点了他还没睡，一直在等，电话刚响就被他抓了起来，一连声问妈妈你去哪了你没事吧？电话中妹妹严肃地说以后再不能“忘了打电话”了，都快把孩子急死了。其实我曾想过借房间隔壁同仁手机用一用的，去时恰逢他正用浴缸蓄水说是要“以备不时之需”，遂打消了借手机的念头。手机电池有限，在没电、还不知何时来电、会不会再来电的情况下，借谁的手机都是一种难为。当即决定回去马上买手机。回北京我就和海辰去西直门买了，海辰挑的，依照他的要求买了“双频的”，“显示屏幕大的”，花了近五千块钱。
　　龙开河是一片开阔地带，距长江大堤决口处十公里，按现在水的流速，长江水到此约需十小时。正在修筑的城内拦洪大坝东西相贯，要求长一千五百米，底宽八米，高四米；大坝的建筑材料是泥土，施工方法是将泥土装进编织袋再一层层码起，我们到时大坝已起了二尺来高。放眼看去，到处是灯，到处是人。我想找人问问情况，最好是能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可现场所有军人都是迷彩圆领衫没有军衔根本分不出谁是谁。四处张望，发现不远处有四五个军人围站一圈说话，状似指挥小组，就走了过去，未等我到他们散了，紧走几步撵上其中的一个叫了声“同志”，那人回头，我呆住：中等个儿，棕黑脸，脸上是我所深为熟悉的五官——
　　“姜士安！”我脱口大叫。
　　与此同时听到他也喊出了我的名字，接着我们又同时问道：“你怎么在这？”又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直接问出了下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告诉了他我什么时候来的，他比我来得晚。中午一点四十分长江九江大堤决口他们由南昌出动，于下午三点赶到，到后即被命在此修建这道大坝，到目前为止，约十个小时。
　　“请姜士安师长速去防总！”
　　工地上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我听清了它喊出的每一个字但完全没有注意它的内容，及至看到姜士安的反应才意识到这喊声与我们有关：听到喊声他马上用两只手浑身上下摸了摸，什么都没摸到，而后急急忙忙对我说：
　　“韩琳！纸笔！记一下电话！”
　　我慌慌张张开包找笔找纸，他说了他的手机电话和后方驻地的电话让我记下，我写下了我所住宾馆的电话和北京家中的电话给他，他拿着那张纸说声“再联系”，转身匆匆离开。望着他消失在工地灯火阑珊处的背影我想，他是师长了。
　　回到宾馆已是后半夜，宾馆来电了，房间门上贴一纸条说是明天一早请我们从宾馆搬出，宾馆另有重要接待任务，什么任务没说。就我所知，一位董姓军区副司令员和温家宝副总理已于下午先后赶来了九江，想来还会有重要领导陆续赶到，本是洪水灾区相对稳定的地方因决口一下子为全国瞩目。进房间我先将刚刚铺开的零碎用物收起装包，做好了可随时出发的准备后才洗澡上床。
　　次日晨，我们搬去了军分区招待所。我住一层，窗外就是一堵院墙，白天也需开灯。房间里三张床，靠墙的两张都住了人，一个是上海《 解放日报 》的记者，一个是电视台军事部的编导，我只有睡了中间。放下东西就去前台给海辰打电话通知他我搬家了告诉他新电话号码，当他听到“转一○三房间”时立刻大叫，说是你住一层了妈妈？我想都没想就说：“哪里，是十层，十层三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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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想要把新电话通知姜士安的，电话都拨一半了又被我挂了，想此刻他也许正在休息，看他们昨晚的架势一夜不睡都有可能。
　　给海辰打完电话我去吃饭，招待所餐厅宛如连队的食堂，满目皆是军人，却又各自为政互不认识；饭菜碗筷都搁在餐厅中间那排拼作一起的桌子上，谁用谁取，令我恍然想起十年前的云南边防。一位同仁来晚了，坐在餐桌旁等服务员上饭，两手平伸放桌上东张西望，神情笃定悠然；这位同仁半路从军，到目前为止，经验只限于常态下的部队。当我走过去以老兵身份指点迷津时中间那排拼成长桌上的饭菜已被全部吃光，同仁这才感到了危机有点慌神儿，恰好这时两个服务员抬着一大笸箩花卷从里面出来，他一点不敢怠慢赶紧迎了上去，却被告知是送给抗洪部队的；我走上去帮着好说歹说，才给他要出了三个花卷，不用说，咸菜、鸡蛋、粥是没有的了。这位同仁委委屈屈将三个花卷和着唾液干咽下去，自我解嘲说也算领教了战时的滋味。
　　我们在餐厅外的空地处集合，那里已经有着无数我们这样等待出发的各路人马，都是些记者、编辑、文艺工作者。干事终于来了，居然还弄来了一辆车。我们上了车，在同行们羡慕的目光中绝尘而去。
　　由于了我的游说，我们去了龙开河。
　　因为是开阔地带，这里的太阳似乎更近，更亮，更热，刚走出车门，眼前立刻一片耀眼的白炽。举目四望，太阳底下人头攒动，前方，一道白色拦洪大坝拔地而起，已有三米来高的样子。这么热的天，现场人里却看不到用遮阳工具的。军人们是因为没有，有也不能戴，干活不方便，于是现场的老百姓也都一律光着个头，包括来送水的妇女们，约好了似的，不戴帽子不打伞，齐刷刷裸露在辣热的阳光下暴晒。我也是什么都没戴，还在北京时就想到了可能会不便于戴，老百姓大概同我一样心理：也算同甘共苦。我和同仁们散开，融入工地。
　　我背着包在工地上走走停停，寻寻觅觅。
　　……送水的妇女都守在士兵们身后，站着，一手拎水一手拿水具，警觉地注视着士兵们的一举一动，既得小心躲闪着不要让自己妨碍到他们，又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把自己的水送上去。往往一个士兵送编织袋从大坝上下来，会有几个妇女围上前去。有一个妇女岁数大了，腿脚慢，总也抢不上，最后只得抓住了一个刚刚喝过水的年轻战士。“喝我的，”她乞求，“我里面加了菊花加了冰糖加了……”说着哽住，眼圈红了。小战士只好喝，咕咚咕咚又是一茶缸子。这是建国来我军投入兵力最多的这次战役的最大特点：兵马未动，粮草早已候在了四面八方；兵马乍出，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各类供给即铺天盖地源源不断。军队政治部门为此需设专人造册登记，把老百姓个人送来的物品记下，以便日后能够偿还。
　　……四位白皙清秀扛红色肩牌的三男一女在黑黝黝的野战军官兵里格外显眼，干活也不太利索，虽说已非常努力。不知是哪个军队院校的学员，大约是家在九江暑期回来探亲的。这是这次战役的又一特点，万众一心自觉自愿，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刹那间使人们懂得了个人和国家相互依存的弥足珍贵。
　　……大坝不远处是居民楼，居民楼下是一片荫凉，荫凉下睡着了一片士兵，铺着、枕着土坷垃，睡得像是孩子。一声哨响，士兵们呼啦啦跳起抓起手边的工具，列队，报数，清醒得仿佛从来就不曾睡着过。向右——转！齐步——走！军衣脏破风度不改，刷，刷，刷，毫不踌躇走进前方燃烧的炽热，那神情让人觉着前方纵是刀山火海枪林弹雨深谷断崖死路一条，只要一声令下，毫不踌躇—— 一流的素质，一流的水准，一流的状态……
　　直到中午，没看到姜士安，或说，没有找到。中午同仁们回去我留了下来，午饭就吃工地上的盒饭，同几个年轻得可以做海辰哥哥的士兵一起，战时实行共产主义。吃饭时士兵们问我从哪里来。我就说你们看呢？就在这时听到身后有人叫我，同时身边的士兵纷纷跳起。我回过头去，是姜士安。脸似乎更黑了，两眼赤红，看来是一夜没睡。他边做手势让士兵们继续吃饭边向他们介绍了我，单位职务甚至还举出了我部分作品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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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士兵的路上我好奇地问他：“哎，我的情况你怎么知道？”自从海岛一别，我们再没有过联系。
　　他笑了笑，问：“你还好吗？”
　　“挺好的。”同时不由想起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在船上，他刚刚探家回来，他老婆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哎，你孩子怎么样，都大了吧？”
　　“都上大学了。”
　　“真好！你爱人呢？”
　　“也挺好。”
　　该问的都问过了，一时就找不到话说了，毕竟近二十年没有见了。太阳晃得人无法抬眼，我们低着头走，他裸露的左胳膊在我视野里一闪一闪，那条胳膊肌肉毕突油黑锃亮，下端腕上，套一只白金属链的手表，粗表链，大表盘。……身处人声鼎沸的工地头顶九江肆虐的太阳，我知道我们没有可能长谈，心里不由有点急，越急越不知从何谈起。这时，听到他问：
　　“你肯定也有孩子了吧？”
　　看来我的情况他也不是都知道。我说：“有了。儿子。不过不如你，才是个小学生。”
　　他没理我后半截话的玩笑，紧接着问：“他是做什么的？”
　　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谁？”
　　“你爱人。”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首先，我还真不知道彭湛算是做什么的，他似乎什么都做，又似乎什么都不做；其次，他不是我的“爱人”。否认吗？势必又要引起一系列相关的问号，那些问号后面是我想都不愿想了的过去。从前，一般情况下，不是迫不得已，这件事我从不主动示人；其中也有虚荣的成分，不管怎么说在世人眼中离婚不是好事，不料在脑子还没决定出最后怎样回答时我的回答已脱口而出了。
　　“我离婚了。”
　　也许是无意识是下意识他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的答案倒是现成。以往，不管谁问，我都会连连摆手摇头笑言“性格不合，两路人”。潇洒超脱不在乎无所谓——为了得到点儿同情就把伤口展览给人看，我不干。但这次为什么会这样不同？他那边话音刚落我这边眼泪已奔腾而出，汹涌澎湃止都止不住宛如决了堤的长江水，那所有的潇洒超脱，所有的意志力、自控力突然从我身上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唯有深深地低下头去，低到下巴都快贴上了前胸。周围人来人往，让人看到我这样的失态，算怎么回事？
　　不得不承认，从夜间见到他的第一眼起，那些我本以为已封锁心底的青春往事便在瞬间由标本幻化成了活物：那海上的月亮，那蜿蜒的小路，那两个相互关心着的少年男女，不同的只是男孩儿比女孩儿多了一分实际一分成熟。初恋不可忘却的不是初恋的对象，是青春初始时的悸动是对纯洁青春的怀念。所以聪明的人们说永远不要跟你的初恋对象见面，否则，他（ 她 ）中年的苍老平庸会把曾经有过的美丽彻底葬送。就好比有一次我重回海岛，当看到曾是麦田玉米地的地方盖起了高楼，曾满是圆润灵动的鹅卵石的海岸为水泥覆盖、线条笔直生硬上面还竖着些粗糙雕塑时，我难过不已痛心不已，下决心不再来了以将看到的忘掉让从前的美好永存。但是，倘若海岛依旧呢？同样，倘若你的初恋对象魅力依旧、甚至是更有魅力了呢？岁月当然在他身上也留下了痕迹，但那痕迹不是苍老平庸而是成熟优秀：阳光下的他一身戎装，身材结实没有赘肉，神情从容坚毅，身后，是他带来的那支素质一流的队伍。
　　直觉告诉我，我在他的眼里，似乎也不是前者。
　　耳边人声鼎沸，头上如烤如蒸，我感觉到了他的手足无措，从前每当我哭泣时他就是这个样子。才发现不知为什么在他的面前我总是爱哭，从前如此现在也是；我一哭他就慌就手足无措，从前如此现在也是。意识到这点我感到了温暖甚而欢欣，想：都是中年人了，都做到师长了，他还没有变一变吗？
　　我看到了他军裤和解放鞋之间露出的一线袜子的浅灰，这大约是他身上唯一属于私人购买的织物了，谁给他买的，她吗？适才回答我有关询问时他说她“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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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笔记本遮脸仿佛遮挡太阳般遮住了我不合时空源源不断的泪水，全身心感到了酣畅释放时的轻松。这时，听到有人在喊“报告”，泪水一下子止住，耳朵竖了起来。
　　那人的报告内容是请师长速去某某地方。
　　“韩琳，我去了？”我听到了姜士安这样说。我用力点了下头。他接着又说，对前来报告的那个人说：“送韩编剧去军分区招待所，要有干部带车！”
　　然后，他走了；然后，我走了；然后，我们在九江再没见面。
　　我是在长江九江大堤决口封堵成功后的第三天离开的，走前打了他的手机，电话里他告诉我他们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现已全天二十四小时驻上了长江大堤，严防死守。电话中传来一阵又一阵“呼呼”作响的背景声，不知是风声还是水声。想起大堤那裸露的赤热随时可能崩塌的脆弱我没有别的话可说。
　　“保重！”
　　“好的。”
　　我于离开九江的当晚抵达北京，单位派专人去机场迎接并设宴接风，由领导亲自陪吃陪喝，我成了抗洪英雄。
　　我把这次经历和感受写成了一部话剧，《 父与子 》，借用了屠格涅夫小说的名字，私心里也是想使话剧能有一点屠氏的优美。话剧里的父亲是退下来的军长，儿子是现任的师长。人常说父子是天生的仇敌，这一点在这一对父子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几乎在任何事上意见相左，唯一一致的地方是，同时深爱着一个女人。这女人是父亲的妻子，儿子的母亲。这母亲就像是我的母亲，通达，睿智，坚强，是这个家庭实质上的核心。后来儿子奉命抗洪，当在电视中看到似是儿子的一个人跳入水中再也没能露面时，母亲心脏病突发致死。为不让在前方的儿子挂牵，老军人将这消息对儿子进行了封锁，儿子每次打电话来问候妈妈、让妈妈接电话，老军人都得使出全部气力说谎搪塞；后来儿子知道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为不让父亲知道他已知道，每次通话也是用尽了全部力气。父子二人在共同的大目标大背景下同情共苦相互欺瞒相互体贴终使父子情感得到了升华。抗洪背景极端尖锐的环境为强烈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戏因之非常好看非常煽情，惊心动魄感人至深。角色却只有十个，一改以往这类戏所依赖的戏路子，人海战术。戏剧的本质是戏，没有戏的创新，再另类，再先锋，再花哨，也如同一个人只在自己的衣服上下功夫，所有变化，皮毛而已。这十个角色，人人有戏，演员们因之也很满意。演父亲的老演员感慨之余跟年轻演员讲起了“那过去的事情”，说是有一年有一部戏全剧团的人都上去跑龙套，还不够，“我一个人得演八个角儿！八个角儿，换八套衣服，一句词儿没有。我老婆去看戏，看了一晚上，满台找我，找不着……”之所以选择这个角度来完成一部“抗洪题材”的作品，是因为在这次抗洪中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正是前方后方的情感交织和共同灾难中人们的不同命运。比如我和海辰，比如我和姜士安。我把那所有情感、思索、感受都融到了《 父与子 》里。演出时，观众们哭了，包括对什么事儿都要说三道四的青年人。于是上上下下都很满意，咣，当年就给我立了个三等功；次年，话剧得奖，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曹禺剧本奖……所有的奖，于是，咣，又给我立了个二等功。
　　那天下午，参加完立功授奖大会回来，一颗心总也慌慌地落不到实处。也许是因为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对“功”有着根深蒂固的偏爱和崇敬，这崇敬随着那“功”的与己素无瓜葛而加深。三等功严格说不算是功，它是按比例分配的，每年每个单位都有占比例百分之多少的名额，就是说，你也可能是真行，也可能只是从瘸子里面拔出来的一个瘸得比较轻的瘸子。总之，跟嘉奖表扬差不多性质，拿到外面，没多少权威性。二等以上的功就不一样了，没有名额，只看事儿。比如我们这个系统，原则上规定必得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方可。搞体育的，搞音乐舞蹈美术电影的，统统都有这种可能；我们就不行了，话剧，别说获奖，到目前为止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这样的国际奖项。我们单位很多人为此不平，我无所谓，局外人，即使有一天上级对我们单位网开一面，那二等以上的功也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就像英雄、劳模、国家领导人是别人的事跟我无关一样。有一次去一个由转业军人开的餐厅吃饭，进门左墙赫然挂一条幅：军人二等功以上功臣八折优惠。看看，功臣！我哪里有一点点可成为功臣的素质、品性、个性了？却不料有一天这个大馅饼从天而降还就砸在了我的头上，一时间叫我晕头转向，很想找个人说说，痛苦需要释放，幸福也是同样。可是，跟谁说呢？谁能够让我毫无顾忌地释放并会理解并会发自内心地为我高兴？我拿起电话本来，依次往下往后翻，想找出一个合适人选。最合适的人选当是我军人出身的父母，父母不在了，连应该寄给他们的立功喜报，组织干事因无处可寄，都干脆给了我；也没有爱人；还不能逮着个人就说，弄得不好报喜不成反倒给人家添了堵。……这么想着，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对父母的怨艾，他们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早为什么就不能多陪女儿一些日子？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擦着眼泪，暗忖，没人分享的幸福有时还真的会变质成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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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二等功的绶带挂在对着大门的镜框上，等海辰放学回家。海辰回来了，朝那绶带瞥了一眼就要进他的房间。我拽住他。
　　“这回是二等功……”
　　“噢。你什么时候立一等功啊妈妈？”
　　“等我死了、残了的时候！”
　　“那就算啦。”
　　我看着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心里头空得难受。就是那天晚上，海辰睡着了后，我试着给姜士安打了个电话。这是自离开九江一年多来我们第一次通话，电话一拨就通，一通就是他，他在办公室。听到是我电话中他显得非常高兴令我信心大增。我开始跟他说我的事，说话剧的内容，说观众看话剧的情景，说得奖，说立功，絮絮叨叨。他在那边静静地听，有好长时间一点声音没有，连“嗯”“啊”的声音都没有，但我感觉得到那是由于他过于集中精力听的缘故，听得津津有味的缘故。当听到二等功时他叹道：
　　“太好了！二等功！我到现在为止还只是几个三等功，几十年的兵了。”
　　深切的理解由衷的喜悦使我的泪水一下子又冒出来了，只得紧紧咬住下唇，以免情况由话筒里漏出。这次抗洪姜士安没有立功，抗洪结束后的北京庆功大会他们师都没有人来参加，那个方向来的基本上是在九江决口处封堵决口的部队，姜士安他们修筑的第二道防洪大坝因决口封堵成功而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韩琳，现在看，咱们连咱们这批兵里，数你最出息。”他在那边又说。
　　“不如你——师长！”
　　“师长算个啥，哪个部队里没师长？”
　　“还记得王志礼吗，荣城兵？……听说现在成大款了，到底多大款不知道，反正一次他来北京办事，请在北京的海岛战友吃饭，十二个人花了一万二！”
　　“嗬！一万二！吃钱哪！”
　　“可以理解，战友们多少年不见，证明一下自己。”
　　他在那头轻轻一笑，无端地觉着他同时还挥了下手，关于王志礼，就在这轻轻一笑中被打住。接着，他说：“韩琳，在连队时我就觉出你不一样，但也想不到你会成今天这样儿。一个海岛上出来的小姑娘，竟成了全国的知名人物！”
　　我承认我一再抬出别人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得到更有力度的夸奖，但“全国的知名人物”还是过头了，过头了就没意思了，不仅是没意思，还令人颇受刺激。我赶紧道：“哎呀呀呀，别寒碜我了！全国的知名人物？下辈子吧。”
　　他一字字道：“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两次，中央电视台。一次是《 焦点访谈 》采访，一次是关于你的专题片，七频道，里面有你儿子，卷花头，说起话来小大人似的，你儿子说你性格急躁。你是急躁，在连队里就是。”说到这他又那样轻轻一笑，“还有，你的话剧《 父与子 》演出的消息，新闻联播都播过。”
　　如果这就是“全国的知名人物”的标准，那我倒也是真的够了。不管什么事，大概都是各有各的标准。一个从士兵到师长的军人，认可的可不就是这些？至于文坛、文艺圈里面的长短是非，他们才不会关心。想到这儿，心里熨帖了些，就开起了玩笑：“那你怎么不打个电话来，为‘全国的知名人物’祝贺一下？”
　　说是玩笑，也是真话。我的情况，他显然清楚并十分关注，怎么就一直连个电话没有？九江一别一年多了，这才是第二次通话，还都是我打去的。
　　他很认真地回答：“一直想打，有几次电话都拨一半了，又放了，总觉着不好，你老往人家女同志那儿打电话，算怎么回事？”
　　心异样地跳了一下，但马上想到这未必不是他的一种针对所有女性的一贯作风，是几十年严格严厉的野战军生活塑就的克己自律，或曰，刻板僵化。这使我觉着好笑，就想逗他：“哎，我马上要下部队，去你那里怎么样？”
　　他立刻说：“好啊！什么时候？”
　　这时我才蓦然一怔，才发现这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每年有下部队生活的任务，下部队兼看战友，于公于私，有利无弊，怎么早没想到？放下电话我着手写下某部队生活的申请报告，并很快得到了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