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的女儿》


  • 作者:王海鸰

  • 第二章
  • 第二章 
      我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的那部以他为原型的中篇小说,第一稿,带回去请他提意见。不过六七万字的东西,他关在楼上他为我留出的那间书房里,看了三天,那几天他吃饭都不怎么说话了。母亲几次问我小说里写了些什么,“你爸爸看得脸都充血了,晚上要吃三片安定才能睡!”又说,“你爸爸不能再受刺激了,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了。”忧心忡忡地。弄得我也跟着担心起来。后来,父亲看完了,却没有就小说本身谈什么,跟我谈了许多别的。都是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在干休所绿荫遮蔽的甬道上,他讲,我听。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父亲不善讲述形象、细节的东西,讲得多是思想、体会、结论。以我当时的年龄,那些东西是枯燥的,无从体会也不想体会,那是我日后深为后悔的事,尤其在自己也逐渐年长之后。在那些个树影婆娑的晚上,每当我听得不耐烦时,就要想法打断父亲找一些别的话说。比如,问问他对我小说看法,潜意识里,是想得到表扬。母亲跟我说这是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了;她说大多数人一辈子过去就过去了,你却给你爸爸写下来了,做了一个记录,一个总结;更让你爸爸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退下去的时候,你们及时地成长起来了。父亲从没直接对我这样说过,只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同我交谈了。但每遇我打断他时,他也并不坚持。后来,我想,那时父亲已看出我尚没有能力接受他的经验感受了,所以他不说。或者说,其实他说了,那些个晚饭后的漫步长谈,不都是说吗?却被我轻率地忽略掉了。父亲注意到了这忽略,就放弃了。他以一个老人的睿智懂得,有些事情,非阅历不可。
      父亲七十岁生日过得热闹圆满,姊妹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来,生日晚餐我们还喝了酒,我的祝辞是:愿爸爸永远与我们同在。
      父亲的去世毫无先兆,本来都要出院了,母亲不让,让他再坚持几天,查一查体。父亲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我们家里,从来一切生活安排都以父亲的需要为主,领导核心是母亲。那次妹妹电话中说起这事我们还开了玩笑。“爸爸生气了,嫌妈妈不让他出院。”“多住几天有什么嘛!”“爸爸想家了。”“哈!”父亲的家,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再加上我们的妈妈。
      父亲离休后,刚开始一段时间,他和母亲似乎都不太习惯。从过去的两难相见到一天到晚的长相厮守,是得要一个过程。一次探家,正聊着呢,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了句跟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话。“你妈妈这个人呀,有时有点霸道。”我顿时严肃。母亲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是常有的事,什么“太固执”呀,“好耍小孩儿脾气”呀之类。父亲抱怨母亲,这于我还是头一次。隐隐觉着事情重大,责任重大。细想,父亲的话绝对有道理有根据。比如,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必须吃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固然这是出于好意,但是仅有好意不成,好意也得讲道理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方能一致。我掉过头去就找母亲谈了,自认为谈得很委婉,也得体。大意是,爸爸也知道您是为了他好,不过他感到有点压抑。恰好这时父亲进来,母亲立刻就问:“怎么,我让你感到压抑了?”是笑着说的,但已笑得很不自然。父亲当即矢口否认:“没有啊!怎么回事?”样子非常无辜。我吃惊地看他——这不成我造谣了吗?——父亲根本就不看我。所幸我还明智,没有非要当面对质说出个一二三四,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没找父亲谈这事,父亲也没找我。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我的愚蠢。父亲的抱怨不过是随嘴说说,并无要第三者介入解决的意思。第三者的介入无论多委婉,在客观上都是离间。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跟我说这方面的事儿了,令我颇为失落。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但在有些方面,尤其生活方面,她拿他就当孩子,带着一种母爱。后来,当我自己成了母亲之后,才知道母爱有时候就是不由分说不讲道理的。下次探家,就发现父母的离休生活已然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一次比一次好,比离休前还好,卸除了人生的社会角色、只剩下了彼此的夫妻生活将他们更紧地联在了一起,生活得规律丰富单纯。按时起居,每天早饭后一块出去走一走,走回来,由父亲给两个人分别泡上各自的茶,父亲喜爱绿茶,母亲喜爱花茶,然后,在客厅里坐下。说话时,絮絮地,细细地;不说话时,各做各的事,安详从容。但只要一个不在,另一个就会变得心神不定,明明在看报纸,你却能感到他或她的眼睛留在了冲着门的后脑勺上。父亲住院,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视,去时需带些什么东西,就成了母亲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算军职干部,每天下午都允许探视,但母亲不能每天去,干休所车辆有限;地处偏远,无论乘公共汽车还是出租车,都很困难。因之母亲每一次探视都令父亲“高兴得像小孩儿似的!”当时在家的妹妹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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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听有军队干部开玩笑半开玩笑:咱也没啥更高理想,能混到退休后有辆车就行。退休后仍有专车坐的须大军区副职以上,父亲才是副军。后来,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以后你给我们买车。”我说:“好的。”但到了“以后”,到了我有力量给父母买车的时候,却没有人再需要我!
      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同母亲通了电话。他们不能每天见面,就每天通一个电话,通常是在晚饭后时。那天放电话前,父亲说:“我散步去了?”母亲说:“去吧。”就把电话放了。父亲去的时候身边没人,当时他是坐在床上的,腿上盖着被子,那天天很冷,气温突然下降,正是变季的日子,床对面的电视机开着,父亲通常只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就不再看,如此推断,他的离去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护士去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总院通知了干休所,干休所直接开车到家里去接母亲,去接母亲的人在院外按了门铃。那门铃是我从海岛去北京办创作学习班时买的。那时那种门铃很少,我只在日本电视剧里听过,从此就喜欢上了,注意上了,学习期间去王府井购物发现了它,赶紧买了一个。当兵时我们都喜欢往家里买东西,东北的大豆,博山的瓷器,新疆的葡萄干……我往家里带的自然是海产品,海米、海参、对虾,海米是我买的新鲜小虾自己煮的,晒的,剥的。邻居们都说我们家孩子孝顺,哪里知道我们从中获得的满足和幸福了?能有机会有能力给双亲给所爱的人买东西,是享受。我给家里买的那个门铃声音清脆空灵柔和:丁冬——但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母亲再也听不得这铃声了,以后,只好把它换了下来;母亲也不能再接电话,因为父亲离去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电话里同她说话。是在进家前的头一分钟,我由于思念父亲不得相见而痛得麻木的心才突然感到了一丝细而尖锐的新痛,像有一枚锋利的刀片插入,使我立时清醒。开门进家后我就要往楼上冲,妹妹引我去了楼下的小屋,此刻,那里变成了母亲的卧室。父亲母亲一辈子了,只要都在家,永远是共用一个卧室,任凭楼上楼下其它的房间空着。父亲去后,母亲就拒绝再进楼上的那间卧室,甚至拒绝上楼。夫妻感情过于深厚是一种不幸。我们围坐在躺在床上不声不响的母亲身边,几天几夜,恳求她为我们着想,母亲身体一向不好,曾因心梗抢救过两次。我们已经失去了爸爸,不能再没有妈妈。我拉过母亲的手贴在脸上,我说妈妈呀她们都结婚了都有家了我没有,你要是再不在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就是孤儿了妈妈你不能不管我我求求你了!……
      之后整整一年,母亲不接电话,不上楼,不出门。但最终,她挺过来了。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你母亲这个人非常坚强。
      我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干脆转业回来吧,回家,陪你。父亲去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姐妹们轮流回来陪一下但也不能长住,毕竟都有着各自的小家。母亲却说:怎么,你才这么年轻就打算混日子了吗?她当然希望有我做伴,但更希望我有出息。接着又补充道:不要让你爸爸失望。
      雁南带来的“奇正藏药”果然管用,用上的当天夜里,疼痛就减轻了许多,二十四小时后揭下膏药的时候,不痛也不肿了。但我还是按照请假时获准的二十天,住满了日子才离开的家。
      离家还有几天呢,母亲就开始为我的走张罗了。在海岛时每次探家归队我都要带走一大提包的点心、糖、花生什么的,到了北京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花样品种还比家里能够买到的丰富高级,母亲就不再给我带那些了,而是带一些单身汉没有条件烹制的熟食,煎鱼,熏鱼,煮咸鸭蛋,临走再给我装上一盒煮好的饺子,让我到北京后用开水烫一烫就能吃。但我一直从心眼里不愿母亲为我做这些事,可又不知该怎么跟她说,于是就很烦躁,常找茬儿发脾气。
      火车票拿到了,车次是当晚二十二点四十。晚饭后,我在客厅里看电视,小英在厨房里下饺子,母亲到处张罗着找盛饺子的饭盒。每次我走都要带走几个饭盒,却从不想着给带回来,家里的饭盒都快被拿光了。母亲边找饭盒边嘟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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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饭盒都哪去了?叫你们想着带回来带回来,没一个记着的。”
      “行了妈妈别说了!”我忍无可忍。
      “怎么了?”母亲一下子站住。
      “不就是饭盒吗?下回我带回来就是了,老说老说!”
      “下回带回来?马上我就要用!”
      “没饭盒就别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带。那么老远的路,进站出站的,为着盒饺子,还不够麻烦的!”
      母亲一下子火了,高声道:“小英!饺子不要下了!”
      喊罢转身回了她的房间。我镇定地坐着没动,眼睛视而不见地看着电视,耳朵捕捉着母亲卧室里的动静,什么动静没有。
      片刻后小英过来了:“四姨,姥姥哭了。”小英十八岁,跟我大姐孩子同岁,一直随我们家第三代称呼我们。
      我去母亲房间。“妈妈。”母亲不响。我说,“妈妈,我这两天有点烦……”
      “你烦就冲着我来?我不是个尿盆子,谁想呲就呲!”
      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我不愿哭,直露情感一向是一件使我不舒服的事,母亲没法了解这些。不是所有情感都能够交流的,不能交流时只好宣泄,曲里拐弯地宣泄,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我昏天黑地地哭着,既然已经开了头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开口了。母亲说:
      “再过几个月就春节了,春节不是还有假嘛。”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都清楚。
      春节我没回家,去了云南边防。我不愿回家过春节,姊妹们个个携夫带子,只我孤身一人,别人别扭,我也别扭。不关心我不好,关心多了我烦。当然对母亲不能这样说。我说:“领导希望我们能够在春节期间去一下云南边防( 也是真的 ),看看那里怎么过春节,自愿,我想我去算啦。主要是这么考虑的:与其春节呼啦一下子全回家,节后呼啦一下子全走,不如分开回去,细水长流。她们的假期什么时候过自己说了不算,只有我可以机动。你看怎么样,妈妈?”母亲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好吧。”又说,“小心一点啊。”
      清晨五点,我就由昆明住处乘一辆北京吉普往边防线上赶了。云南我是第一次来,第一个感觉,群山连绵。与北方山刀削斧凿般的陡峭、冷硬不同,这里山的线条极其圆润、丰满。如果山有性别,那么,北方的山是男性,这里是女性,深翠清新,笼罩在忽浓忽淡忽来忽去的雾纱后面,酷似一群群宁静典雅秀丽的少妇。我被告知,即使一刻不停,也得在晚上七点方能到达目的地,车上司机却只有一位,一个二十来岁的战士。他的年轻和势单力薄不能不使我担心,听很多来过云南边防的人说,这里的路况相当复杂,我今天的命就算交到这位小司机手上了,本能地想跟他套套近乎,他不说话,你说十句他可能一句不回,几个回合下来我只得闭嘴,汽车在沉默中驶出市区,驶过县城,驶上山去。
      北京吉普沿着盘山土路向山上绕行,路很陡,陡到了人很快便会感觉到飞机起落、气压急剧变化时产生的那种耳鸣。路的一侧是丛丛密密的亚热带植物,植物阔大的叶片被无数驶过的汽车扬起的黄土遮蔽得失去了原有颜色;路的另一侧就是毫无遮拦、毫不含糊的绝壁,绝壁下随处可见各类型号的汽车残骸,视之毛骨悚然。我们的头上是天,脚下也是天,放眼看去,上上下下全是一块一块游动着的云和雾,车在天中行。汽车拐弯,刚拐出去就见迎面冲过来一辆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大解放,小司机向右急打方向盘,北京吉普蹦跳着与大解放擦身而过,右边半个轮子却因此悬上了绝壁,小司机又将方向盘向左一通猛打,方令北京吉普重新上路。我紧紧咬住牙关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惊叫出声分散了司机的注意力。人说沉默的司机是好司机,但愿如此!……天光忽暗,左右太阳仍然灿烂,是路前面的中央,蹲伏着一方遮天蔽日的黑云,幽幽然,森森然,仿佛怪兽的巨口。汽车一头扎了进去,顿时,天昏地暗大雨如注,车身、车顶篷被击打得嘭嘭作响,前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徒然摆动,狂暴包裹、摇撼着小小的北京吉普,如巨浪摆布一叶小舟,我下意识扭脸向身旁看去,小司机端坐如前,只是微微眯起了眼睛,好像一个被雨水眯了眼睛的孩子。我闭上了眼睛,听天由命。……突然,战鼓雷鸣般的喧嚣一下子消失了,我屏息静气等了一会儿,还是静寂,耳边只有北京吉普奔跑的喘息,慢慢睁开眼来,眼前竟真的是一片艳艳的晴天,路面干得不见一丝雨迹,汽车开过,黄尘飞扬。如果不是车窗上仍在往下流着的水印子,我真要怀疑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不是幻觉。再往前走,再如此这般地经历了几次后我方明白,这就是云南的山了,远观秀雅温静,近处暴戾任性,如一个美丽的悍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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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着石头般的沉默和金子般的坚忍,小司机终于把七八百公里的盘山土路抛在了身后,把他和我带到了目的地,驻云南边防某军军部。在军部草草地吃了晚饭,我被送到了某师师部。
      师部驻在山间的一个天然溶洞,当地人称它曼棍洞。洞的进口不大,进去之后无比巨大,且景观奇特。曲径通幽处如江浙一带的庭廊,九九十八弯寻不到尽头;宽敞开阔处像篮球场,容得下几个连的兵;洞顶悬石千姿百态,狰狞的,妖媚的,安详的。一个师的司、政、后机关全住在里面,还能够做到工作区、宿舍区分开,且有食堂,有会场。我被安排在了一个据说是师职干部才能够住的单间,那一排单间是在“曲径通幽处”用一块块军绿塑料布分隔出来的,每个单间一面是洞壁三面塑料布,左邻右舍彼此看得到对方的脚和头顶,就我看到的头顶而言均是男性,这令我觉着寂寞而且不便。最简单的问题,夜里去哪里方便?是夜,几乎一夜未睡,眼盯着在悬挂塑料布的木框上奔跑狂欢的硕鼠,心里为去哪里方便的问题焦虑。也曾想过是否用脸盆或茶缸,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左邻右舍等于是同处一室,一个轻微的翻身都听得清楚,哪里就能够这样的放肆了?结果是,越担心越要出问题,这一夜我起来了三次,且都是老老实实去的设在洞外的厕所,穿好衣服,打着手电,提心吊胆,通往厕所的小路两边据说都有地雷的。来回一趟得折腾半个小时,头一趟还差一点找不到回来的路。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师领导,坚决要求下基层,并且进一步请示,可否去医院之类有女兵的地方?
      就这样,我来到了驻云南边防部队的医疗所,认识了彭澄。彭澄是这个医疗所的护士。我是晚饭后去的,由师的宣传科干事陪着,见所领导,见科领导,一级一级,最后,到了彭澄她们宿舍。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铺在床铺边当座布的小毛巾被,马扎子,横贯房间两头的铁丝,铁丝上永远挂得满当当的衣服,还有气味,一种化妆品、洗浴用品、水果香和少女气息混合一起的气味,洁净的薰香;甚至连门后簸箕里的垃圾,都同我们海岛医院宿舍里的一样,果皮、纸屑、一团团的头发。情景也一样:晚饭后通常是女兵们最悠闲的时刻,趴在床边写信的,看书的,织毛活的,听半导体的,唱歌的。所领导和师宣传科干事带我进去,女兵们纷纷起身,带着好奇和微微的兴奋打量我。她们在这里很寂寞,无处可去,电视机也少。
      “向大家介绍一下,”干事开口了,他的音调之高和态度之郑重使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果然,他说了,“这位是我军著名作家——韩琳!”
      我气得脸微微发热,来的路上我跟他说过千万不要这样说!刚才在所领导科领导那里他就是这样介绍的我,介绍完了,一时间,都让人家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应。是过了一会儿,那几位领导才参差不齐点头笑道:“听说过听说过。……好啊!年轻有为啊!”令我很是难堪。你想嘛,哪里有“著名”却不为人所知的道理,这不刺激我吗?于是来女兵宿舍的路上我特地跟他说了,叫他只说我是哪个单位干什么的就行,不要说什么著不著名,因为我不著名。他呵呵地笑着说我“客气!谦虚!”我说真不是客气不是谦虚请他务必如何如何,他答应了,谁料一到现场他竟会我行我素变本加厉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郑重!是想以这种方式给我一个更大的惊喜?天底下就有这种浑然不觉的木头,以为只要他是好心,就有权强行奉送。女兵们都年轻,都不是领导,单纯率真,是怎样就怎样。在干事介绍完“著名作家”后,一个个仍瞪眼瞧着我,鸦雀无声没有反应,假装出来的都没有。干事这才有了点感觉,赶紧说:
      “韩作家写过不少作品,像——”他“像”不出来,把脸转向所领导:“那什么来着?就在嘴边上!”所领导咳了一声,又咳了一声,又咳一声,最终,也没有咳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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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我不仅难堪,还很难过。那一刻我真的希望自己是“著名”的,哪怕虚衔浮名,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这些女孩子失望。设想一下,此刻出现在她们面前的不是我,而是——彭丽媛吧,那将会给她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快乐和满足?将心比心,谁也不会对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平淡平常的普通人感到格外的兴趣。这一刻我方痛彻体会道:本就是名利场中人,“名”不为人所知,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不能不让人失望。屋里一时间很静。所领导到底是领导,坚持要将死棋走活,说还是请韩作家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我当然不会愚蠢到真就介绍,介绍了,得到的如果还是静默,我只有钻地缝了。但这却是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我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我太熟悉这些女兵了。
      我说:“嗨,我哪有什么作品?瞎写,写着玩儿。我以前也在医院工作,我们医院在海岛上,病号少,可去的地方也少,业余时间没有事干,就写东西玩儿。”
      闻此,女孩儿们的眼睛里闪出了活泼的光,屋里气氛开始活跃,接着,一个脸上长有雀斑的胖女孩儿开口了。
      “哎,你以前在哪个科?”
      “内科。”
      一阵嘁嘁喳喳,气氛更加活跃。
      那女孩儿又问了:“你什么时候调到北京的?”我说了什么时候。她紧接着问:“直接从海岛调去?”我点点头。屋里忽又静默,但此静默已不是彼静默——甭管咱有名没名,能直接从海岛调到北京,也不简单嘛。
      “我看过你的小说。”
      这时,听到有人这样说。声音发自屋角,以致我歪了歪身子,才看到了说话的人,黑眼睛,小嘟嘟嘴,短发像是刚刚洗过,蓬蓬松松。个头目测跟我差不多,腿非常长,估计我穿三号军裤她得穿二号。我有些紧张,好不容易才把话题扯开,又给拉了回来!脸上保持住微笑,心里紧张盘算万一她要是张冠李戴了我是给予纠正还是将错就错,同时嘴上敷衍:“是吗?”
      “是,《 解放军文艺 》上,好几篇写女兵的,我最喜欢《 她们的歌 》。”
      “那是她写的?”雀斑小胖子歪着脸看我问那女孩儿,目光里带出了与前不同的审视和打量。
      “应该是,作者韩琳嘛。‘琳’是双木林再加一个王是吗?”
      我点了点头,不知该说什么,我没想到,怎么可能想到?
      小胖子欣喜的一声尖叫,没容我看清怎么回事,她手里变魔术般出现了一个本子,并且,拿着这个本子来到了我的跟前让我签名!事情变化之快像旋转着的万花筒令人猝不及防头晕目眩。喜悦是喜悦,同时还心虚,下意识瞟一眼小胖子递过来的本子,上面已有的一个签名更是吓我一跳,那名字是:田华。有心不签,怕显得小家子气;签,除了心虚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障碍,字难看。正踌躇间一支摘了笔帽的笔送到了眼前,把我逼上了梁山,签!字难看,用连笔掩饰,龙飞凤舞,刷刷刷,一蹴而就,也算有个气势有个风格。这么想着,心里安定了些,于是屏气,提笔,手竟又抖了起来,好不容易把手也安定好了,把名签了,还没等松口气,又一个本子递了过来,一本完了,又是一本……恍惚间,感到屋里十几个女孩子都聚拢在了我身边;恍惚间,听到了小胖子喜悦的尖叫:“那天彭澄给我们读《 她们的歌 》,我就猜作者肯定也是在部队医院工作,肯定也是女的,要不然不可能写得这么像——还真的是!是不是彭澄,我当时是不是这样说来着?”恍惚间,我想,原来明星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彭澄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部队的文学爱好者,一个部队的女文学爱好者,这是我的小说之所以能被她看到并记住的三个重要要素,三要素缺一不可。她日记本扉页上用以自我鞭策的警句就是:理想——改行,从事文学创作!这理想彭澄不轻易示人,怕被说成好高骛远不安心本职工作,但是对我毫无隐瞒。她视我为知己,为人生榜样,一遍遍问我怎么走到的今天这一步,我只好一遍遍地跟她说,她就一遍遍听,每一遍听都像是第一次听,眉头微蹙,黑眼睛盯着我的脸,像是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吃进心里。我说完了,她会长叹:“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呀,可我怎么就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