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传》


  • 作者:易孟醇

  • 第五章 马案疑云
  • 第五章 马案疑云
    一、慈禧太后对马案的态度微妙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心中十分不安。随同上谕而来的还有一个大包封,里面包着近日京报。京报登载了署两江总督江宁将军魁玉奏报案件的简单情况:马新贻检阅武生月课后回署,在箭道上遇一男子,被此人用短刀刺死。刺客当场抓获,名叫张文祥,河南人,该犯供词支离游移。读罢京报,曾国藩陷于沉思。
      刺杀总督,大清朝立国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而被刺的马新贻,又是近世官场上一个精明强干的角色。马新贻曾是曾国藩的属员,他对此人有所了解。
      马新贻字穀山,山东曹州府菏泽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与李鸿章、郭嵩焘同年,他未入翰苑,以知县分发安徽,任建平县令。从咸丰三年起开始带兵,先是与太平军,后又与捻军转战在安徽战场,因军功不断迁升。同治二年授按察使,旋迁布政使。这段时期,曾国藩坐镇安庆,与马新贻多有接触,他对这个官运亨通的僚属的评语是:精明,勤快,城府深。同治三年,布政使尚未做满一年的马新贻便接替开缺回籍的曾国荃,当起浙江巡抚来了。迁升之快,令人眼红,连曾国藩也暗觉惊讶。他不明白,此人究竟有什么背景,以至于圣眷如此隆盛,那时,曾国藩已迁到江宁。这天,前去杭州赴任的马新贻来到总督衙门拜谒。
      本就长得英俊匀称的马新贻,高就途中,益发显得神采奕奕,与曾国藩纵情畅谈,神态甚是轩朗。曾国藩微笑着说:“阁下在安徽任职多年,此去又将巡抚浙江,听说过桐城一家三人当浙抚的佳话吗?”
      “这倒没听说过。”马新贻欣悦地说,“请中堂见示。”
      “桐城方姓,是当地有名的大族。”曾国藩抚着长须,兴致盎然地说,“乾隆时,方恪敏公观承由直隶藩司升任浙抚,他在抚署二门上题了一联:'湖上剧清吟,吏亦称仙,始信昔人才大;海边销霸气,民还喻水,愿看此日潮平。'二十年后,其侄方受畴亦由直隶藩司升浙抚。二十八年后,其子方维甸以闽浙总督暂护浙抚篆。方维甸想起三十年间,父、兄和他三持使节,真是他们方家的殊遇,于是在父亲当年题联的楹柱旁边的墙上书写一联:'两浙再停骖,有守无偏,敬奉丹豪遵宝训;一门三秉节,新猷旧政,勉期素志绍家声。'又在联后写了一段长跋,记叙了这桩家门幸事。”
      “真是浙江巡抚史上的一段佳话。”马新贻击掌赞叹。”谢谢中堂在我抚浙前夕讲了一段这么有趣的故事。”
      “今阁下亦以藩司升任浙抚,但愿马府亦和方家一样,后世再出浙抚。”曾国藩笑道。
      “那就要托中堂的洪福了。”马新贻兴奋异常地说。
      谈完这段趣事后,马新贻谦虚地向曾国藩请教治民之方,曾国藩也以一番诚意谈了他准备在两江实行减免赋税,以苏民困的计划。二人谈得很是投机。
      马新贻一到杭州,便学习曾国藩的做法,奏蠲因战争而拖欠未交的赋税,又奏减杭、嘉、湖、金、衢、严、处七府浮收钱漕,又请罢漕运诸无名之费,朝廷都一一允准。他又亲自带兵沿海岸肃清海盗。到了同治六年,他便升为闽浙总督,成了一位年轻的制军。第二年,曾国藩调直隶,马新贻便到江宁来接任。
      那次,当曾国藩看到年不满五十,并无殊勋特绩,又与湘淮两系都无渊源的马新贻时,心中陡起不快。两江重地,向来非老成宿望、大德大功者不能轻授,让马新贻来接替,不是有意降低两江总督的规格吗?是不是朝廷中有人存心以此来压一压湘淮诸将帅呢?这样想过以后,他又觉得自己的怀疑没有根据,心胸太狭窄了,转而依然对马新贻以礼相待。这两年听说马新贻在两江干得不错,何以忽遭这等惨变?张文祥一江湖流浪者,他为何要谋刺总督?此人敢于在刀兵林立的校场之中行刺,又居然一刀刺杀成功,其人之胆量、本事必然非比等闲。凭着曾国藩的阅历,他也想到此人背后,很可能有非同一般的复杂网络,一旦涉足其间,后果难以预料。
      当年不避艰险、锐意进取,以夔、皋、伊尹为榜样,欲做一番陶铸世风、振兴天下大业的礼部侍郎,今天位居宰辅、功高震世,却因捻战无功,津案受辱,且体力衰弱,疾病缠身,更兼这十多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险风恶浪,洞悉了权力颠峰上的倾轧虞诈,反而变得越来越谨言慎行,越来越悲观失望了。他上疏给太后、皇上,说自己右眼久已无光,左眼亦目力昏眵,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将来贻误必多。再四筹思,惟有避位让贤,乞回成命,吁恳圣恩另简贤能,畀以两江重任。目前津案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仍当再留津郡,会同办理,一俟津事奏结,再行请开大学士之缺,专心调理。
      奏折很快被批转回来,上谕命曾国藩即赴江督之任,毋再固辞。词气坚决,无再商余地,曾国藩只得抱病遵命。
      “大人,卑职想马制台这事真是蹊跷。”得知曾国藩决定赴两江履任后,赵烈文提醒道,“天津之案发生后,朝廷一日一旨,急如星火,命从速从严办理。马制台被刺有一个多月了,京报只有魁玉的简单奏报,未见就此事所下的谕旨。又刑部尚书郑敦谨奉命去江宁调查此案,据说才离京几天。虽然马制台之案不能与津案相比,但此事亦非同小可。大人还记得十多年前邓子久中丞被刺之案吗?那时咸丰爷避难热河,闻讯后一连下了数道谕旨,对滇抚徐之铭的奏报逐条批驳,而那事最后还是由太后和今上手里结的案。邓子久乃一刚从藩司升任的巡抚,且在旅途中被杀,马穀山为一现任总督,又在校场被刺,事情严重得多,朝廷反应并不太强烈。此事令人甚为疑惑。”
      赵烈文所说的邓子久被刺一案,曾国藩当然知道。咸丰十年,云南布政使邓尔恒(字子久)擢贵州巡抚,赴任途中,改换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徐之铭为官不正,害怕邓尔恒进京陛见时揭其阴私,遂指使副将何有保在曲靖县将邓谋杀。事后上奏朝廷,说盗匪行刺,已将凶手正法云云。咸丰帝严厉斥责徐之铭,又命云贵总督刘源灏密速访查,据实具奏,务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隐消弭之见。后来,刘源灏风闻其中之故,竟然不敢赴滇,迁延半年,中途乞病归。不久,咸丰帝病死,西太后执政,立即撤了徐之铭职务,命张亮基速赴云南办理,又起复潘铎专办此案。最后因何有保等人内部起哄,案情大白。邓尔恒被杀后的几个月,全国议论纷纷,京报天天登载有关消息,一时官场瞩目云南。相形之下,马案是冷清多了。难道是朝廷有意冷落?赵烈文的提醒有道理!
      “依卑职愚见,大人不妨再上个折子,请求陛见,听听两宫太后对此事的看法。”
      曾国藩采纳了赵烈文的建议,上折请晋京陛见。同时发函给纪泽,要儿子安排家眷先行南下,不必等他。
      奉旨允许进京陛见。于是曾国藩待李鸿章来津,交接直隶总督印信后,便启程入京。
      这时正逢曾国藩六十大寿在即,一到京师,军机处便奉旨赐寿: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面,御书“福”、“寿”字各一方,梵铜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绸十件,线绉十件。前来法源寺送寿礼的小军机特为告诉曾国藩:“勋高柱石”匾额乃皇上亲笔所书,这四个字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两宫皇太后为这四个字,把十六岁的小皇上着实颂扬了一番。皇上亲笔书赠大臣,这还是第一次,真个是旷代鸿恩。过去一句泛泛褒扬天语,能使曾国藩内心激动几天几夜,成为他奋发前行的强大动力,可是而今这些破格的崇隆圣眷,都不会再引起他的激情了。他是一株枯干的老树,春风已不能再吹出绿叶了。
      由周寿昌发起,湖广同乡在湖南会馆设盛宴为之祝寿,虽然他亲笔题写的匾额已照原样又制了一块,仍旧高悬在会馆大门上,但砸匾的往事毕竟令他感到锥心痛苦,他只应酬性地略坐一坐,便借口身体不适告辞。当年庆贺同科十进士的豪兴,已成为非常遥远的回忆了。
      寿筵摆过后,两宫太后、皇上在养心殿接见两次。皇上照例缄默,东太后也未开口,两次接见加在一起,西太后总共只问了他十几句话,他最关心的马新贻被刺事,仅仅只两句。一句:“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他摸不透这话的意思,只得含糊答道:“这事很奇。”西太后略停一会,又说出一句:“马新贻办事很好。”这句话总算是点到了实质,他赶紧顺着她的话回答:“他办事和平精细。”尖起耳朵欲听下文时,没有了,叫他跪安退出。第二天,干脆连马新贻的名字都没提了。西太后只问他何时启程,要他到江南后练兵。
      十月初十日,是西太后的万寿节,曾国藩随班朝贺。第二天,正是他晋六十岁的生日,为表示公而忘私,这天一早,他便离京南下了。
      途中,曾国藩反复地咀嚼西太后的两句话,细细地揣摸朝廷对马案的态度,慢慢地有了些较明确的认识。西太后对此事并不太热心,印证了赵烈文的分析。朝廷对马新贻的看法尚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没有要将此案追查个水落石出的意思。对于这样一桩大案奇案,朝廷的态度显得颇为难以理解。
      一路上,他把这些想法与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商讨,他们也都觉得奇怪。这些离奇的迹象倒刺激了赵、薛、吴这班热血幕僚的好奇心。他们极力怂恿曾国藩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并猜测弄清之后必有许多意外的收获。曾国藩淡淡地笑了一笑。他不指望什么意外之获,但既然已受命重回江督任上,查明此事乃职分所在。他于是写了一封密信,派急足送给正在江宁附近整顿长江水师的兵部侍郎彭玉麟,要他先行秘密查访。
      两江总督衙门正在重建之中,尚未完工,马新贻当总督时,衙门设在江宁府署。曾国藩不愿与马新贻冤魂作伴,而先前住的原太平军英王府已作他用,于是暂借盐道衙门办事。
      一连几天,江宁城里上自将军魁玉,下至过去的平民旧识,川流不息地前来拜谒。除魁玉、藩司梅启照以及郑敦谨未到之前代为审案的漕运总督张之万外,曾国藩一律谢绝。忙过这些应酬后,他又亲到江宁府去吊唁马新贻,送上一副挽联:范希文先天下而忧,曾无半时逸豫;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
      这天傍晚,彭玉麟悄悄进城来访。
      “涤丈,你见老多了!”仅仅两年不见,曾国藩便衰老得如同古稀老人,大出彭玉麟的意外。
      “雪琴,你两鬓也增了些白发。”彭玉麟比曾国藩小五岁,这几年因国秀病故,世事多艰,心情不畅,身体也大不如昔了。
      “都老了!上月厚庵来江宁,他还不到五十,便弯背了。
      还有春霆,早几个月大病一场,差点把命都丢了。”
      “春霆害的什么病?”曾国藩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二十年前长沙城里,鲍超被锁拿,当街向他求救的情景,想不到那样一个雷打不倒的汉子也垮下来了。
      “还不是过去的那些刀伤箭伤发作!”
      曾国藩摇头叹息。
      “还有次青,前几天一个平江勇哨官来水师看望过去的弟兄们,说次青在关门著书,绝口不谈过去的事,好像有满腹牢骚。”
      “早年在长沙、衡州投靠我的朋友,我自信都没亏待他们,一个个也都还说得过去。授文职的,大都在道贡以上,授武职的起码也是个游击、参将,不愿做官的回到家里,也都是富翁财主。唯独次青至今向隅,我于他有亏欠。过些日子,我要专门为他上个折子,请朝廷起复。”
      曾国藩这种出自内心的沉重情绪,使彭玉麟深受感动,他觉得气氛太灰暗了点,遂将语调一转,说:“有一个人倒是越活越洒脱了。”
      “哪一个?”曾国藩从对李元度的歉疚中走出来,生发了几分兴趣。
      “郭筠仙。我听厚庵说,刚基去世,他悲伤过一段时期后便很快释怀了,这两年读了很多洋人的书报,常说洋人超过我们的地方很多,不只是船炮器械,他们的法律国制都值得我们效法。世道变了,礼失而求诸野。他很想出洋去看看,总未遇到机会。”
      郭嵩焘的儿子郭刚基是曾国藩的四女婿,聪慧好学,只是天不假年,二十岁便病逝,留下娇妻幼子,害得父亲、岳父伤心不已。
      “筠仙的这个心思十年前便有了,我总觉得他今后会在这方面有一番事业出来。是该多有一些大臣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夜郎侯太多了,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曾国藩想起了几个月前,以醇王为首的清议派对处理天津教案的掣肘,至今仍感委屈。”我曾经答应过筠仙,向皇上保奏他出洋考察,这两年内只要我没死,就一定践诺。”
      自从办津案以来,曾国藩常常想到死,他有一种预感,而这种预感又使他多次梦见死去的祖父和母亲,他于是更相信死期不远了,心中常默念着哪件事该了而未了,应如何了结。
      每当这时,他的一颗心,便会如同脱离躯体似地飞回了荷叶塘。不知为什么,荷叶塘那块贫瘠僻冷的土地,那条小小的浅浅的涓水河,那座荒芜的高嵋山,还有长年累月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总是勾起他绵绵不绝的思念,当年那个寒素的耕读子,是怎样急切地盼望走出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今天,这个勋高柱石的大学士,却又魂牵梦绕般地想回到它宁静的怀抱。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曾国藩为此而迷惘,而困惑,而苦涩。此中答案的确难以寻求。
      相见的气氛居然这般令人伤感,这是彭玉麟进城之前所没有想到的。渣江的退省庵早已建好,杭州的退省庵也正在筹建中,彭玉麟向来对名望事业看得淡薄,内心的痛苦也就不如曾国藩的深重,谈过几个老朋友的近况后,他转入了正题:“涤丈,马穀山这事,好使人惊诧!”
      “是这样的。”曾国藩点点头,说,“雪琴,你把马穀山被刺那天的详情说说吧!”
      “好。”彭玉麟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似有所思地说,“这真是一件怪事——”
    二、张文祥校场刺马
      江宁城内驻有绿营兵二千多人,棚长以上的大小头目有二百余人。这些头目,每月由记名总兵署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考核一次,称为月课。月课的内容主要为弓、刀、石、马四大项,成绩分优、甲、乙、丙四等,是武职迁升黜降的一个重要依据,向为军营所重视。七月初,喻吉三便下达命令,二十五日在校场大考,届时总督马新贻亲自检阅。应考者早早地作准备,人人都想在总督面前博得个好印象。不巧,二十五日那天下起雨来,大课便推迟到第二天。
      二十六日清早,天还未大亮。江宁校场就热闹起来。大大小小的头目跨着骏马,穿好紧身战甲,一进校场,便各自活动起来。校场规矩很严,就连中上级武官所带的随身仆从,都不得进场,只能在栅栏外观看。
      卯正,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喻吉三等人簇拥下来到校场。他身穿从一品锦鸡蟒袍,头戴起花红珊瑚顶帽,脚踏雪底乌缎朝靴,神色庄严地走上检阅台。一声号炮响后,考核开始。喻吉三宣布,马制台特为准备了十二朵大红绸花,每个项目的前三名,都可以得到制台大人亲授的红花。应考者无不踊跃。
      先考弓术。弓以力为单位,一力十斤。从八力起开弓,连续开满三次者为合格。八力开后再加至十力,合格后再加至十二力。十二力合格者为甲等,超过十五力者为优秀。开弓完毕,再考平地射。每人发六支箭,在三十步远外对准靶子射,六箭皆中靶心者为优。接下来考刀术。刀有八十斤、一百斤、一百二十斤、一百三十斤之分,能将一百三十斤重的大刀舞得娴熟者为优等。石分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二百八十斤、三百斤四等,将石拔地一尺,再上膝,再上胸,将三百斤的石头举过胸脯者为优。
      武职人员的考试远比文职人员咬笔杆做文章有趣。开考后,栅栏外便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而且越来越多。大家以高昂的兴致观看,并以喊声、掌声为应考者呐喊鼓劲助威。
      最精彩的是马术。校场马术的考核为马上射靶。这时已到午初时分,校场四周早已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尽管卫兵一再阻挡,围观的百姓还是拼命地向栅栏靠近,栅栏旁边的几株大树上都爬满了人,好几株枝干被压断了,从树上掉下并跌断手脚的事时有发生。
      校场的一头有三个离地四尺高的土墩,土墩上插一根六尺长的竹竿,竹竿上挂一块宽三尺、长四尺,用布做成的牌牌,叫做布侯。布侯上画着三个圆圈,离布侯三十丈远处有一道白石灰线。人骑在马上,打马在校场上飞跑三圈后,再对着布侯射箭。一共射四箭,四箭全中布侯内圈者为优秀。栅栏外,成千上万名观众的眼睛跟着校场上的跑马转,随着一箭箭射出,报以喝彩和惋惜声。场内的应考者和素不相识的场外围观者,几乎达到了息息相通的地步。最后,一百多名武官全部跑马射箭完毕,居然无一人四箭全中布侯内圈的,在一片遗憾声中,也根据高下定出了前三名。
      到了未正时刻,四大项目中十二名优胜者神气十足地走上检阅台,马新贻给他们一一戴上大红绸花,又说了几句勉励话。恰在这时,有一处栅栏被拥挤不堪的百姓冲垮了十多丈宽的缺口,两三百名胆大者从缺口中潮水般涌进了校场,卫兵们来不及拦阻,挤进来的人都朝箭道跑去。因为箭道的那一端是总督衙门的后门,马新贻将要从这里回署。马新贻平时外出,总是坐在遮盖严密、前呼后拥的八台大轿里,百姓哪能见到!今日能有这样的好机会,大家都想一睹制台大人的威仪。
      “大人,箭道两边挤满了百姓,让卫兵驱散后您再下去吧。”见马新贻正要走下检阅台,喻吉三弯腰劝阻。
      “不必了,百姓们想见见我,就让他们见见又有何妨!”志得意满的马新贻也想借此机会,给江宁百姓一个好形象。他边说边整整衣冠,扬起头走下检阅台。
      栅栏外的百姓见卫兵并不驱赶阑入者,便纷纷从缺口处挤了进来。一时间,箭道两旁聚集着近千人。马新贻在巡捕及贴身卫士的保护下敛容正色,大摇大摆地穿过校场,走进箭道。头上的红顶,颈上的朝珠,身上的彩色绣线,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五色光毫,照得百姓们眼花迷乱,艳羡惊叹:“好神气的马大人!”
      “比以前的曾大人精神多了!”
      “当然咯,还不到五十岁,又没有吃过曾大人那多苦,当然精神。”
      “平常人哪有这福气,做督抚的都是天上的星宿下凡。”
      马新贻边走边听到这些赞叹之辞,心中洋洋自得,脚步迈得更加威武。这时,一个年轻的武弁从箭道边人群中冲出来,高喊一声:“表舅!”然后跪下。
      马新贻一听,脚步停下来。看时,原来是他堂姐的儿子王成镇。去年,马新贻将他从山东原籍召来,安排在督标中军当个外委把总。这王成镇不成器,最好赌博,有点钱便去赌场赌了,直到输尽为止。早向,王成镇输得身无分文,以母亲病重,回家探望无川资为由,向马新贻要了十两银子。他拿着这笔银子,没有半个月又输光了,到马新贻那里扯谎,说被人偷去了。马新贻见他哭哭啼啼的,便又给了他十两。谁知不久又输了,还倒欠赌房五两银子。马新贻得知后气得大骂,吩咐仆人,再不准他进督署。王成镇无法,便借这个机会向表舅面求。
      马新贻见是他,喝道:“你这个混帐东西,还有脸来见我!”
      说罢,扭转脸继续往前走。
      王成镇跪着高喊:'表舅,表舅!”马新贻不理,只顾朝前走。王成镇见状,忙站起,跑到马新贻前面,又是一跪,哭道:”表舅,求你再宽容外甥一次。外甥委实欠了别人的银子,无法归还,只得如此!”
      “你给我滚开!”马新贻抬起右脚,猛地向王成镇踢去。
      “大人,冤枉啦,冤枉!”马新贻的脚尚未收回,忽地从人群中又冲出一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来。他飞奔向前,走到马新贻的面前,弯腰打千。
      “你是谁?”马新贻停步喝问。
      “大人!”那汉子边说边向前走一步。猛然间,他从腰中抽出一把发亮的腰刀来,用尽全力,向马新贻身上扎去。马新贻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正在慌乱之际,那腰刀已插进了他的右助之下。马新贻惨叫一声,随即倒在箭道上,血如泉水般地喷涌出来。箭道两旁的百姓高喊:”总督被杀了!”
      “抓刺客!”
      走在离马新贻身后丈多远的喻吉三闻讯赶上前来,马新贻的贴身侍卫也都纷纷赶上,只见那刺客并不逃跑,站在那里,对着青天狂笑道:”你们来抓吧!老子大事已成,高兴得很,我跟你们走。”
      卫兵拥上来,拿一根绳子将刺客绑住。喻吉三高喊:”先前跪的那人是他的同伙,不要放了他!”
      卫兵们又把王成镇抓住。王成镇吓得脸色灰白,话都说不出一句来。刺客又笑了起来,说:”你们放了他,杀人的只有我一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并无同伙!”
      喻吉三哪里听他的,吩咐将两人一起押进总督衙门。倒在血泊中的马新贻已人事不省,被众人抬进了卧室,一边飞马去请医生。
      校场内外上万名围观的百姓,眼见得出了这样一件百年难遇的稀奇事,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惊讶之余,全都奔向总督衙门,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打听事情的究竟。
      总督衙门一时大乱,也无人出来维持秩序,大堂外看热闹的人密密匝匝地围了不知多少圈。过一会,江宁藩司梅启照带着江宁知府及江宁、上元两县县令等人升堂开审。刺客被五花大绑地押了上来。
      梅启照敲打着惊堂木,喝问:”大胆狂徒,你叫什么名字?何处人氏?干什么的?从实招来!”
      那刺客面不改色,昂然站立在大堂之中,从容答道:”我叫张文祥,河南汝阳县人,无业。”
      “你为何要谋刺马制台?”梅启照又厉声发问。
      “有人叫我干的。”
      “此人是谁?”
      “此人是将军。”
      大堂上审讯的官员们面面相觑,无不惊愕失色,他们立即想到江宁将军魁玉。梅启照的心怦怦直跳,不知如何审下去,好一阵才问:”将军在哪里,你认识他吗?”
      张文祥坦然回答:”将军就在我家旁边,我并不认识他。”
      官员们被弄得莫名其妙。
      梅启照问:”你不认识将军,将军怎么叫你干?”
      “我今天清早在将军面前抽了一签,上上大吉,故知将军同意我去干。”
      陪审的官员们有的已大致猜到了,有的还不明白,梅启照已知将军决非魁玉,心中有了数,遂又猛拍一下惊堂木,大叫:”大胆狂徒,你老实招来,这将军到底是谁?”
      “它是我家门旁边石将军庙里的将军。”
      这下,所有会审的官员们一齐放下心来。
      正在这个时候,魁玉急急忙忙赶来,对梅启照说:”此事非比一般,恐有意外,现在外面百姓众多,一字一句都听得清楚,哄传出去,不利审查。”
      梅启照依了魁玉的意见,将张文祥押下收审。直到天黑下来,总督衙门围观的百姓才渐渐散去。到了第二天上午,马新贻因流血过多死了。当天晚上,总督衙门里又传出新闻,马新贻的姨太太悬梁自尽。过几天又报王成镇疯癫。事情愈加复杂了。
    三、江宁市民嘴里的马案离奇古怪
      “张文祥到石将军庙求签一事,魁玉、梅启照都没有说起。”曾国藩听完彭玉麟的叙述后,拧起眉头说。彭玉麟所叙的校场刺马的情节,与魁、梅等官员们讲的大致相同,但他们都没有说起求签一事。
      “可能因'将军'二字牵涉到魁玉的缘故。”彭玉麟淡淡一笑。”几天后,张之万从清江浦来到江宁,与魁玉合作办案,衙门里便传出张文祥是漏网捻贼前来报仇的话。不过,“彭玉麟压低了声音,“江宁城里关于这件案子却传说纷纭,与衙门里所说的大不相同。但水师因无人驻扎城里,所知不详,涤丈不如叫一些人扮作寻常百姓,下到茶楼酒肆、街头巷尾去听听,可以听到不少传闻。”
      曾国藩轻轻地点点头,心想:江宁城里会有些什么传闻呢?夜深了,彭玉麟起身告辞。曾国藩亲送到门外,关心地问:“永钊多大了,在渣江,还是跟随在你的身边?”
      “过年就十七岁了,跟着叔父婶母在渣江。”
      “定亲了吗?”
      “还没有。”
      “雪琴,续个弦吧,身边得有人照顾呀!”曾国藩亲切地劝道。
      “今生已没有这个念头了,一等长江水师规模整齐后,我便坚决请求开缺,先回渣江守三年母丧后,再到杭州退省庵住两年,以后便渣江、杭州两个退省庵一处住半年,以此了结残生。”彭玉麟苦笑着,曾国藩无言以对。
      “去年我在九江偶遇广敷先生,他说我前生是南岳老僧。
      难怪我喜欢独居,喜欢庵寺。”彭玉麟伸开双手,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见到广敷了,他还好吗?”曾国藩立时想起了温甫,又有两三年不见了,不知他近况如何。
      “广敷先生真是个得道真人,跟十年前一个样。”
      曾国藩真想把温甫的事告诉彭玉麟,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雪琴,永钊正处在一生学问的关键时刻,渣江虽有叔父照料,毕竟缺乏良师。你要他到江宁来,和纪鸿一起读书,我为他们请一个好先生。”
      “好。”彭玉麟感激地点点头。
      几天后,奉命在市井搜集关于马案传闻的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等人,向曾国藩禀报了这个案件的各种离奇之说。
      赵烈文介绍了流传最广的一种——
      咸丰五年,马新贻署理合肥知县,因县城失守而革职。时福济任安徽巡抚,委托马在庐州办团练。一日,马新贻的团练与捻军作战,大败,马新贻也被活捉。这支捻军的头目即张文祥。张文祥有两个结拜兄弟:二弟曹二虎,三弟石锦标。
      曹二虎精于相术。他看到马新贻后,悄悄对张文祥说:“大哥,这个姓马的面相骨相均极好,将来有一品大官的福分,捻子内部四分五裂,不是成气候的样子,我们何不借姓马的改换门庭。”
      张文祥说:“姓马的被我们所捉,恨死了我们,如何可以借他的力?”
      “大哥,先优礼相待,看他反应如何。”石锦标也赞同曹二虎的意见。
      张文祥松了马新贻的绑,设酒席款待他。马为人聪明,看出了其中的变化,劝张文祥归顺朝廷。张文祥说:“我们兄弟早有归顺之意,只是无人引荐。”
      “这事包在我身上!”马新贻大喜。”福中丞与我私交极好,你们又有武功,只要肯投诚,定会得到重用。今后升官发财,我们共享富贵。”
      “我们跟着你投奔朝廷,你日后会看得起我们吗?”石锦标稳重,考虑得深远些。
      “石三爷,看你说到哪里去了!”马新贻立即接话,“你们都是义士,我姓马的今后还要仰仗各位杀敌立功,只有敬重爱戴的道理,决不会看不起的!”
      “那你要当着我们众位兄弟的面起个誓!”张文祥正色道。
      “行!”马新贻爽快地答应。他这时一条命都攥在张文祥的手里,不杀已感恩不尽,何况还要带着一批投降的捻军回去,这时叫他做什么,他会不同意?恰好酒席桌下正有一条狗在啃骨头,马新贻从张文祥腰间猛地抽出一把短刀,朝着狗身上狠狠一刺,那狗惨叫一声,狂奔逃去。”我马新贻今后若亏待兄弟们,你们可以像刚才这样,把我当一条狗一样戳死!”
      张文祥答应了。第二天,这支捻军随马新贻投降。马新贻在福济面前将自己如何劝降之事,大大地渲染了一番。福济称赞他能干,并将这支捻军改编成练勇。因马新贻字穀山,这个营便取名山字营,张文祥做了营官。曹、石二人做了哨官。马新贻仗着山字营,屡立战功,迁升频繁。到了同治四年,乔松年巡抚安徽,马新贻已升为布政使了。那时山字营裁撤,石锦标回家当财主,张文祥、曹二虎仍留在马新贻身边,马果然待他们亲如兄弟。
      不久,曹二虎将妻子郑氏接来安庆,马新贻和他的太太在藩司衙门设宴招待。曹二虎带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妻子欣然领宴。谁知马一见郑氏生得美貌,顿起歹心。这马新贻原是个渔色之徒,家有一妻两妾仍不满足。从此,他便常常变些花样?将郑氏骗进藩署。郑氏见马新贻高官厚禄,又长得一表人材,于是也情愿。以后马便常常支使曹二虎到外地办事。曹一走,郑氏便住进藩署。马的妻妾都怕他,由他胡来。
      张文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对马新贻奸占朋友之妻的丑行大为不满,便悄悄地告诉二虎。二虎一听,怒不可遏,恨不得一刀杀了郑氏。
      张文祥劝道:“罪魁祸首是马新贻,你不杀他,反而先杀自己的妻子,于理不当。且捉奸不见双,杀妻无据,到头来你还得抵命。”
      曹二虎低头想了半天,说:“若不捉双,杀马亦无理由;若捉奸,藩署警戒森严,我如何捉得到!”
      张文祥说:“既然如此,不如干脆把郑氏送给马新贻,你再娶一个算了。”
      夜里,曹二虎对郑氏说,现在市井有传闻,说你与马藩台有染。郑氏听了又哭又闹,矢口否认。二虎于是对张文祥的话起了怀疑。过几天,马新贻对曹二虎说:“二虎,我与你情同兄弟,你怎能听信外人的挑唆?你外出时,郑氏冷清,间或进署与娘儿们叙叙话,有什么不可以的!快莫胡乱怀疑自己的妻子。”
      曹二虎想想也有道理。张文祥得知后,心知二虎大祸不远了。
      半个月后,马打发曹赴寿春镇总兵徐黱处领军火,允诺事成后有重赏。曹欣然答应。张文祥对他说:“徐黱驻兵寿州,离安庆六七百里,途中恐有意外,我陪你一道去吧!”
      曹二虎不以为然,但感激张文祥的厚意,二人结伴同去寿州。一路无事,二人顺利到达。第二天,二虎前去总兵衙门办事。刚投文,寿春镇中军官手持令箭出来,喝道:“把曹二虎绑起来!”
      曹二虎惊问何故。中军官说:“你贼性不改,暗通捻匪,领军火实为接济他们。有人在马藩台那里告发了你,我们奉马藩台之命,即以军法从事。”
      说罢,也不容曹二虎分辩,便把他绑到市曹去杀了。张文祥得讯赶到市曹时,二虎已死。他埋葬了二虎,哭道:“二弟,是大哥害了你,大哥为你报仇!”
      从此,张文祥远离安徽隐居下来。他以精钢特制两把腰刀,用毒药淬之,只要用刀尖划破一点皮肉,人必死无救。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张文祥便发奋练习。他以牛皮蒙一个靶子,执刀刺靶。刚开始只能贯穿两张牛皮,两年后,一刀刺下去,五张牛皮立即洞穿。张文祥自觉功夫已到家了,便怀揣这两把腰刀跟踪马新贻。马新贻调浙抚,他也到浙江;调闽督,他又去福建;调江督,他又随之来到江宁:只是都苦于找不到好机会。这次马新贻考核武弁月课,喻吉三二十天前就下了通知,给了张文祥以充分的准备时间,终于实现夙愿,故他引颈就戮,毫无悔意。
      赵烈文转述的这个传闻使大家听得入了迷,暗中赞叹刺客是个义气深重的好汉,对马新贻正人君子表面后的丑恶行径都很愤慨。曾国藩也暗思,此种事只可见于古代,今天几乎绝迹。接着,吴汝纶又讲述了一个传闻,更令人不可思议。
      马新贻是回族人,从小信天方教。天方教即伊斯兰教。明代人称阿拉伯为天方,伊斯兰教创于阿拉伯,故称之为天方教。清代沿袭明代的旧称。马父为菏泽县回人的头领,与新疆回民素来关系密切。马在安徽为官期间,在与太平军、捻军作战的时候,其军火饷银多得新疆回民之助,故而屡立战功,很快由一县令而升至布政使。后来马调任浙抚,在剿灭浙江沿海匪盗的过程中,又得到新疆回部的资助。故马对新疆回部一直感恩戴德。
      马的身边有一个卫兵,名叫徐义,也是山东菏泽人,武艺很好,马很器重他。这徐义原是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下,与一河南人张文祥为至交。徐义与张文祥在太平军中日久,洞悉其中之弊,久思投降朝廷。同治二年,徐义、张文祥跟着李世贤守宁波。宁波城破时,二人卷带一些钱财逃走,到杭州后分了手。徐义后来投靠马新贻,张文祥辗转多处后又回到宁波,并在那里住了下来。同治四年,张文祥打听到老友随马新贻来到浙江,便专程去杭州拜访。徐义热情款待张文祥,两人喝得醉薰薰的。当张又要举杯和徐干的时候,徐摇摇头,喷着满嘴酒气问:“张哥,你说世上的人心可测不?”
      张歪着头,脸上紫红紫红的,手中的杯子仍高高地举着,眯起眼睛答道:“如何不可测?好比你我兄弟之间,彼此的心思都明明白白的,你想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也告诉你。”
      徐又摇摇头:“张哥,你我之间当然没得话说,当官的人心就难以猜测,尤其是大官,更是心眼儿比我们兄弟多几十个。好比马中丞吧,他的行事,就是我们兄弟不能想象的。”
      见张文祥醉眼朦胧地望着他,徐义将嘴巴凑过去,对着张的脸说:“张哥,我告诉你一件绝密的怪事,你听后莫对别人说。”
      张文祥胡乱点点头。
      “前天,马中丞收到新疆回王的一封诏书。诏书上说,回部大兵已定新疆,不日东下,浙江一带征讨事宜,委卿就便料理。马中丞得书后回报,东南数省,全部交给我马某人。”
      张文祥一听,把手中的酒杯往桌上狠狠一放,骂道:“这不是叛贼逆臣吗,我要杀掉他!”
      “小声点!”徐忙用手捂住张的嘴。”你说,这人心可测吗?
      马中丞当了这样大的官,还要背叛朝廷,投降回部,真不可想象。”
      说罢,二人又接着喝酒。张文祥在杭州住了几天后,回了宁波,在宁波城里开起了一家小押店来。
      小押店是做什么的?其实就是小当铺。附近人家有一时银钱周转不过来的,拿样实物来抵押。换些钱去。到还钱时,一千文加一百二百利息,比大当铺高得多。但大当铺不押小物件,贫寒之家便只能求助于小押店。张文祥带着老婆孩子开个小押店,日子过得很艰难,心里已经很不痛快了,岂料马新贻又宣布取缔小押店,简直不让他活下去了。张文祥这一气非同小可,记起徐义说的私通回部、蓄谋造反的话,便起心要杀掉马新贻,既为国家除害,又为自己泄愤。就这样,一等数年,才遇到校场阅课的机会,一刀刺死了仇人。藩司梅启照审讯,他大模大样地坐在地上,叫他跪,他不肯,问堂上坐的是何官。衙役告他是藩台,他笑着说:“藩台,小官,不足以审我。我有绝密大事相告,非将军来不说。”
      梅启照被弄得很尴尬,无法,只得请魁玉。魁玉来后,张文祥说:“请发兵将总督衙门围起来,命令家属统统出去,我再对你说。”
      魁玉怒了,骂道:“这是个疯子,不要睬他!”
      张文祥大笑:“我是个疯子,你们不必审了,快杀吧!”
      梅启照把魁玉拉到一边说:“将军请勿发怒,即算是疯子,也听听他说些什么。”
      于是,所有无关人员全部退出,仅留下魁玉、梅启照、张文祥三人。这时张文祥才将为国除一大回匪之事说出。魁、梅听后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子,魁玉才拍着桌子嚷道:“你这是诬蔑!”
      “将军先不要骂我。”张文祥平静地说,“你亲自带人去搜查马新贻的卧室,若不得回王伪诏,将我五马分尸都行。”
      魁玉、梅启照四目相对,唬得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到底不敢去搜查马新贻的卧室。
      吴汝纶这段传闻说得绘声绘色,听的人惊异不已。曾国藩浅浅一笑:“这真是海外奇谈,马穀山死后还要背上一个通回谋反的黑锅,可怜可悯!”说罢问薛福成、黎庶昌,“你们还听到些别的没有?”
      黎庶昌说:“我听到的又是一种说法。”他也不慌不忙地说出一段故事来。
      刺客张文祥为河南汝阳人。道光二十九年,张文祥变卖家产买了一批毡帽,到浙江宁波去贩卖。在宁波结识了同乡罗法善,后又娶罗之女为妻,生有一子二女。子名长福,长女名宝珍,次女名秀珍。咸丰年间,张文祥开起小押店来,并雇了一个帮工叫陈养和。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军将来宁波,张文祥将家里的衣服、银两和几百洋钱装箱,交给妻子罗氏,要她带子女出城避难,张文祥则和陈养和在店看守。
      恰好张文祥有一同乡陈世隆在太平军中充后营护军。太平军攻下宁波时,陈世隆便派几个兵士保护张文祥的小押店,又在门口插太平天国旗帜一面,贴告示一张,张文祥的店铺因而无事。不久,陈世隆撤离宁波,将张文祥、陈养和带在军中。在打诸暨县沙家村时,陈世隆战死,张文祥、陈养和仓皇逃出,投奔侍王李世贤部,后又随李世贤转战各地。同治三年九月,张文祥在漳州抓到一个清廷的把总,名叫时金彪。时金彪也是河南人,张文祥见太平军大势已去,便和时金彪一起逃走了。后来时金彪经人荐至马新贻署中当差,张文祥乘海轮回到宁波。这时其妻罗氏已跟一个名叫吴炳燮的男人同居了,那一箱银钱也归吴所有。张文祥报官,县官将罗氏断回给张,银钱则断给吴。
      张文祥心怀不满,又无钱,转而求助于昔日的狐朋狗友王老四等人。王老四又介绍张认识龙启云。龙启云与海盗有联系,他给一笔钱与张文祥,张又重开小押店,并代龙销赃图利。
      同治五年正月,浙江巡抚马新贻巡逻到了宁波。张文祥欲借巡抚威力压服吴炳燮,迫他交出银钱,遂拦舆喊控。马新贻见是这点芝麻小事,将状子向轿外一扔,吩咐起轿,任张在后面呼喊,不理不睬。吴炳燮得知后十分得意,四处讥笑张无能,乘此机会,又将罗氏勾引走了。张再向县衙门告状。告准后将罗氏追回,逼罗氏自尽。过几天,龙启云、王老四请张文祥喝酒。几杯酒下肚后,张文祥心中的怨怒发作了,将告状而巡抚不理睬,遭吴炳燮欺辱,弄得家破人亡的痛苦心情,对龙、王发泄了一番。
      “张大哥!”龙启云拍着张文祥的肩膀,煽动性地说,“男子汉大丈夫再没有比妻子被人霸占更耻辱的事了,暗中支持吴炳燮的就是那个马新贻。他掷状不理,让你当场出丑,长了吴炳燮的气焰。”
      “马新贻真不是个东西!”王老四也乘着酒兴骂起来。”前向捕捉龙三哥,虽说没抓到,但一笔三万两银子的买卖给吹了,还死了几个兄弟。”
      “我真恨不得杀了那个杂种!”龙启云气愤极了。”只是我功夫差了些,久闻张大哥武功好,又是最讲义气的江湖好汉,你替我们报了仇如何?”
      “行,这事就包在我身上!”张文祥刷地撕开衣衫,露出满是黑毛的胸脯,右手掌在胸口上重重地拍了两下。”老子反正是山穷水尽的人了,拼上这条命不要,为我自己,也为兄弟们出这口怨气,宰掉姓马的!”
      龙启云大喜:“张大哥果然是个义烈好汉,我们也不亏待你,明天我拿三千两银子来,你把家安顿好,无牵无挂地去办事。”
      第二天,龙启云真的交来三千两银子。张文祥请来罗氏的寡嫂罗王氏代他照料未成年的一子二女,三千两银子他自己一两都不留,全部文给了罗王氏,又向罗王氏作了一个揖,然后离家而去,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张文祥为使行刺确有把握,便隐居一个山村里,每天半夜起来,燃香于数步之外,将匕首朝香火掷去,火灭为度。一年后,香火在十步内百发百中。两年后,香火在二十步内百发百中。三年后,香火在三十步内百发百中。张文祥自知功夫到家了,便出山找马新贻。这时马调任江督,又访得时金彪在马的身边做事,在与时金彪晤谈中,得知七月二十五日马新贻要在校场考试武课,于是便选定在校场下手。出事后第五天,时金彪因丧母告假回老家去了。
      黎庶昌说完后,曾国藩轻轻颔首:“莼斋说的这个故事有几分可信。”又问薛福成:“你还听到什么好的故事,说出来大家听听吧!”
      薛福成笑笑说:“现在江宁城里,百姓头号感兴趣的事便是刺马——张文祥刺杀马新贻,连来江宁参加乡试的秀才们都无心读书作文了。各种传说沸沸扬扬,有的有板有眼,有的荒诞不经。前面三位说的,我也断断续续听到过,也还有其他说法的。有的说马制军逼死了张文祥的妻子,张文祥蓄意报仇;也有的说马制军幼时与盗首四人相交,张文祥为其中之一,马制军发迹后,张文祥等人投营自效,马制军怕少时事暴露,密谋杀张文祥等四人。张侥幸逃出,另外三人被杀,张为朋友报仇。还有一种说法,说张文祥为捻贼头目,所部八百人皆能战,屡败马制军。马遣人说降,言辞恳切,张信以为真,与马歃血盟誓。谁知降后八百部下全被马所杀,张侥幸逃走,遂与马制军结下血海深仇。还有说张是漏网长毛,要为他已覆灭的天国报仇。
      “昨天,我去夫子庙闲逛。升州茶楼赫然挂出一块粉牌,上书:苏州第一金嗓岳美娥演唱长篇评弹《金陵杀马》。我一看奇了:案子还正在审,怎么评弹倒就出来了?我进茶楼一看,所有茶座全部坐得满满的,生意比以前兴隆十倍还不止。
      茶博士带着我转了多时,才找到一个位子。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在边弹边唱,我足足听了一个时辰,都给它迷住了。弹词里说,张文祥的妻子被马制军奸污逼死,他立誓报仇雪恨,从杭州追到福州,又从福州追到江宁,前后六次都未成功,这次是第七次了,老天保祐,有志竟成。那写弹词的完全站在张文祥一边说话,把马制军说得一无是处,百姓也借机发泄对官府的怨愤,都说张文祥是条好汉。还有人当场出面为张文祥募捐,要为他修墓刻石碑,居然不少人捐了钱。真正是怪事!”
      “大人,叔耘说得好,这是件怪事。”赵烈文经过一番深思后说;”依卑职看来,怪在两点:一是张刺马这件事的本身,二是为何传闻这样多,这样离奇。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赵烈文的提问引起众人的共鸣,曾国藩也在深思:不久前的津案和眼前的马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案子。一个卷入的人达数万名之多,凶手不易抓到,看似很复杂,但案件的起因、性质、是非,却是明朗清楚的,它的棘手,在于涉及到洋人。一个卷入的人只有两个,凶手当场捕获,表面很简单,但它背后的原委却深不可测,今后不知在什么地方一步失足,便会跌落在万丈深渊中,不仅粉身碎骨,甚至也可能会像马新贻这样,背上许多洗不掉、辩不清的秽名恶声。正思忖间,亲兵进来禀报:”张大人来访。”
      “请!”曾国藩边说边起身向门外走去。
    四、曾国藩审张文祥,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前来拜访的张大人乃漕运总督张之万。他是马新贻的同年、道光丁未科的状元公,是个天下读书郎人人羡慕个个称道的人物。他的弟弟张之洞十五岁中解元、二十六岁殿试又得了个探花。这下可把朝野轰动了。一时间,南皮张氏兄弟成了新闻人物,官场士林莫不津津乐道。张之万本坐镇在清江浦督办漕运,马新贻被刺后才来到江宁。
      张之万书读得好,学问优长,但胆子小,办事不够干练。
      其弟张之洞有其长而无其短,故后来所成就的事业也比乃兄大。接奉上谕后,张之万深知这不是件好差事,论他本人的意愿是决不想插手,但圣命难违,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在路上便作好了打算:暂时应付一下,等郑敦谨和曾国藩来后,由他们去处理。一应付,他就发觉这个案子果然难办。那一天,他和魁玉提审张文祥。问张基本情况时,他答得很爽快。当问到有没有人指使的时候,他笑了一下,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要杀要剐由你们的便,你们也不必再问了,我也不会回答。”再问,便紧闭嘴唇不作声,任动刑拷打亦不说。这明摆着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但打死不说,也拿他无法。张之万无计可施,魁玉也想不出好办法。后听说曾国藩要来接任江督,便都懒得再审了,且听大学士的主意。
      “张大人,刺客的确说过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话?”曾国藩认为这是一句关键性的话。
      “老中堂,张文祥的的确确这样说过。”张之万聪慧的眉眼中流露出疑虑的神色。
      “外间传说,在审讯张犯时,他说过,马穀山与新疆回部有联系,你听说过吗?”曾国藩想起吴汝纶说的传闻。
      “我没听说过。”张之万断然否定。”现在江宁城里谣琢纷纷,回民多姓马,有人就附会马穀山是回人,信天方教,进而说他通回部。这纯是瞎扯,是对马穀山的诬蔑。”
      “到底是同年,在大是大非上对马新贻的维护毫不含糊。”
      曾国藩想。他以恳切的态度对张之万说,“张大人,这件案子你已审过多次了,如何定案,你拿个主意吧!”
      “不,不,主意要由老中堂拿!”张之万急了,他以为曾国藩是要将他推出来。”我和魁将军虽然审过张文祥,但他要害之处始终没有透露过一句,不能定案。”
      “我看这张文祥多半是个无赖,马穀山要整顿社会秩序,无意间在哪里伤害了他,他便起了杀人之心。张大人,你说是不是?”曾国藩望着张之万。他没有和张之万共过事,对这个漕运总督充满了钦佩之情。年轻时曾国藩也曾日思夜想中个状元,一举轰动海内,谁知殿试列入三甲,虽说后来得力于劳崇光进了翰林院,但终生对同进士出身都感到遗憾,因而对于状元,他从心里尊敬。他的这种心理,与左宗棠截然相反。官场上广为流传一个故事。
      左宗棠初为闽浙总督,巡视海疆,来到温州府。温州城内大小官员一个个具名刺等候接见。按通例,当由大到小。左宗棠先拿来温处台道道员名刺一看,见上面写着“道光乙巳科进士前翰林院侍读”字样,眉头一皱,将名刺掷于一边,再拿起温州府知府名刺,见上面写着“咸丰壬子科进士”字样,他不作声,又把名刺放到一边。第三次拿起的是永嘉县令的名刺,又是一个进士,他连名字都不看,又换了一张,这下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张名刺是永嘉县丞黄惟清的,他的履历上写着举人出身,左宗棠放着道员、知府、县令不见,却先召见县丞黄惟清。黄惟清进来时,一向傲慢的左宗棠显得很客气。问他官员中是进士出身的好,还是举人出身的好。黄惟清答,举人比进士好。左问何故。黄说:“大凡人在作秀才时,整个心思都在经营八股试帖上,此外无暇顾及。待到中进士,则即刻授官,成天忙于应酬簿书之中,亦无心钻研学问。最好是乡榜告捷,胸襟始展,志气甫宏,经世文章、政治沿革都有充分的时间潜心研究,到时出仕及膺任显要,可从容施展胸中抱负,极少尸位素餐之徒。”
      左宗棠听后拍案叫绝,连声称赞:“好,这真是一篇好议论,我今天有幸听到,足下在晚近中真不愧为佼佼者。”送黄惟清出去后,又对左右说:“此间好官,仅一黄县丞。可惜,这样有见识人竟屈抑下僚。”
      这番话传出去后,令两浙官场哑然失笑。
      这时张之万听曾国藩这么一说,正与他的思想相合。他为人较厚道,笃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圣教,这桩案子,他自己不想多插手,也就不怂恿别人深究。”老中堂分析得有道理。马穀山为官多年,岂无仇人?有时结怨于人,自己还不知道。世间群氓中心肠歹毒者大有人在,他拼却自己一死,什么事干不出来?我想老中堂审几次后若实在不能突破,以后就这样上报朝廷,也说得过去。”
      “真是个胆小的笃诚君子。”当张之万起身告辞的时候,曾国藩目送他的背影,无声地说。
      曾国藩不是张之万,哪怕今后再以含浑的语言上奏朝廷,而他自己对此事的了解,却要做到一清如水。估计郑敦谨就要抵达江宁了,他决定在郑到来之前单独提审张文祥,把事情弄清楚。对于一个早已将生死置于度外的刺客,严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曾国藩暗自讥笑魁玉、张之万的缺乏见识,他要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
      第二天,张文祥由江宁府监狱转移到盐巡道衙门。盐巡道衙门无监狱,临时以一间小空房代替。下午,曾国藩叫身边的万巡捕带路,他要亲自去见见张文祥。万巡捕说:“一个死囚,何劳大人亲去牢房见他,叫个人押来就是了。”
      “你不懂,此人非比一般死囚。”
      万巡捕在前面带路,穿过两栋正房后,现出一个豪华精致的后花园。花园中有一座太湖石堆成的高大假山,山边筑有楼阁亭台,环绕着清苔流泉,四周是古柏苍松,花圃草坪。
      时已深秋,野外早已草木凋零,此处却姹紫嫣红,春色仍浓。
      那一条九曲蜿蜒的小河中,画舫轻浮,游鱼戏水。曾国藩路过此地,竟如同到了蓬莱仙境。他感到奇怪,走近花园细细一看,原来那红花绿草全是彩绢所扎。他不禁叹道:“人家都说盐官是小天子,此话果真不假。这不是一个小御花园吗?自己住进来半个月了,也没有发现,惭愧!”花园的左角有一排低矮的房子,张文祥就关在这里。
      “张文祥,你转过身来!”万巡捕凶恶地对着面壁呆坐的刺客吼道。
      张文祥转过身子,抬眼看了看曾国藩,眼中微露出一丝惊讶的神色,很快又低下了头。曾国藩看清楚了。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汉子,宽脸大眼,浓眉密须,两唇紧闭,面皮削瘦硬绷,有一股慓悍顽梗之气充溢于五官之间。手和脚都套上沉重的铁镣。似乎是身上痒,他抬起双手来,两肩紧缩了几下,立时发出一阵铁镣相碰的撞击声来。牢房阴暗潮湿,一角杂乱地铺了一层干稻草,上面蜷缩着一条薄薄的黑土布被。
      “万巡捕!”曾国藩喊道。
      “卑职在。大人有何吩咐?”万巡捕走过来,弯腰聆听。
      “你给张文祥换一间好房子,摆一张床,铺上棉絮。叫一个剃头匠来,给他剃头刮须,让他洗个澡,拿两身干净衣服给他换,再招呼厨房,饭要给他吃饱。”
      万巡捕惊奇地望着总督。
      “还有一件事。”曾国藩不理睬万巡捕的神态。”从明天起,去掉他的镣烤。”
      “大人?”万巡捕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此刻,张文祥也瞪起双眼看着曾国藩,满腹惊疑。
      “你去办吧!”说罢走了。
      三天后,万巡捕遵命将张文祥带到后花园。曾国藩端坐在虎皮太师椅上,两边站着两个腰插洋短枪的戈什哈。比起三天前来,刺客的容貌大为改观,精神旺盛,气概粗豪。他站在曾国藩面前,头微微下偏,不作声。
      “张文祥。”曾国藩以惯常缓慢稳重的语调问,“本督听说你可以一刀戳穿五张牛皮,有这事吗?”
      张文祥点点头。
      “把牛皮靶抬过来。”
      两个戈什哈从太湖石假山后抬出一个靶子来,那上面蒙着五张黑黄色的水牛皮。
      “把刀给他。”曾国藩命令万巡捕。
      万巡捕从靴子里抽出一把短刀来,递给张文祥。张文祥接过刀,冷笑道:“把刀给我,你不怕我刺死你?”
      “冤有头,债有主,想必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刺杀我。当着我的面,你试一刀吧!”
      张文祥轻轻地点下头,似对这句话满意。他右手握刀把,左手在刀尖上触摸几下,转过身去,面对着牛皮靶子。然后双手张开,与肩膀形成一直线,敛容吸气,再吐气,如此三次。突然,他猛地大叫一声,双手在眼前抡了几个圆圈,双眼紧闭,纵身一跳,落地后,一阵飓风似地向前冲去。只见握刀的右手用力向靶子一戳,刀尖从背面露出两寸来,五张牛皮一齐破了!
      “好!”两个戈什哈失声喊道。
      张文祥松开手,让刀留在靶子上,然后走到曾国藩面前,若无其事地垂手站立。曾国藩以手抚须,面无表情地看着张文祥,心里暗暗称赞。
      “万巡捕,你去通知厨房,从今天晚餐起,每餐给张文祥加一斤猪肉,半斤白酒!”
      张文祥一听大喜,忙弯腰说:“多谢了!”
      又过了三天,被带到曾国藩会客间的张文祥,已红光满面,器宇昂扬了。曾国藩着黑布便长袍,套上那件穿了二十多年的石青哈拉呢马褂,安详和蔼,面带微笑,那神情,完全不像审讯谋刺总督的钦命要犯,而是与一个多年老友相会。
      “你坐下吧!”他指了指对面的一条长板凳,对张文祥说。
      又对万巡捕挥了挥手,“你出去,我不喊,你莫进来。”
      待万巡捕出去并关上门后,曾国藩和气地说:“张文祥,你是一个犯了死罪的人,本该受尽折磨后再服大刑。本督看你行刺后并不逃走,亦不辩解,一人做事一人当,知你是个光明义烈汉子。你年富力强,又有本事,哪里不可以混碗饭吃,本督想你若无深仇大恨,必不会走此杀人毁己的绝路。以前魁将军、张漕台、梅藩台多次审讯你,你都闭口不谈,本督对你这种态度不能理解。大清朝开国两百多年来,光天化日之下谋刺总督,你是第一人,十年二十年,百年二百年,后人都会记得这桩案子。你此举或是为自己,或是为朋友,既然人都敢杀,还有什么话不敢说呢?何必留下一团疑云,让后人去胡猜乱想呢?其后果,很有可能让你永远背一个恶名。”
      这番话,居然出自一个审讯他的人之口,令张文祥既意外又感动,他沉默良久。几次看曾国藩,见其眼光都是和善的,脸上都带着笑容,像是在耐心等待,并不催他。说不说呢?张文祥的心里两种念头在激烈地争斗。最后,他咬了咬牙说:“你帮我办成一桩事,我就和盘托出,都告诉你。”
      “什么事,你说吧!”曾国藩的语气仍然和缓。
      “你帮我杀一个人。”
      “杀谁?”曾国藩微觉吃惊。
      “他叫申名标。”
      “申名标!”曾国藩差点惊叫起来。这个他痛恨已极、追捕多年未得的人,怎么又会成为这个刺客的仇人?真是匪夷所思。
      “申名标在哪里?”
      “他现在浙江省临安县东天目山法华寺当住持,法名悟非。”
      “行!”曾国藩立即答应。他早就想杀申名标了,只是一直不知他的去向,现在正好来个顺水推舟,一举两得。
      “我要验看首级。”
      “可以”。
      十天后,当申名标血淋淋的头颅出现在张文祥面前时,他脸上露出畅意的表情,不待曾国藩催促,便把刺杀马新贻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招供出来了。
    五、张文祥招供
      张文祥是河南汝阳人,自小家境贫寒,十五岁上死了父亲,十七岁上死了母亲,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四处流浪,八方为家。苦难飘泊的生涯,养成了他倔强凶顽、不惧生死的亡命之徒的性格,也使他零零碎碎地剽学了一些拳脚功夫。他有钱则嫖赌鬼混,无钱也能忍受饥饿寒冷。他残爆横蛮,却很讲江湖义气,为朋友敢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是一个标准的江湖浪人。二十岁时,他从河南流落到安徽,很快加入皖北淮盐走私集团。不久,又在龚得树部下做一名捻军小头目。
      咸丰十一年,龚得树率部南下救援安庆,被鲍超几发瞎炮轰跑。张文祥没有北撤,他率领一百余名兄弟归并到陈玉成部,颇受器重,升了个师帅。安庆攻破后,张文祥受了重伤,他躲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养伤。见太平军势衰,湘军气旺,便在伤好后剃了头发,投入了鲍超的霆军,在申名标的庆字营里当了一名勇丁。
      申名标在庆字营里发展哥老会,张文祥是他的骨干。打青阳时,张文祥偶得一个紫金罗汉。申名标很喜爱,借口哥老会经费缺乏,把紫金罗汉骗了去。张文祥心眼直,不计较此事。后来,江宁打下了,吉字营把小天堂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最后连天王宫也一把火烧了。霆军却没有发到财,从将官到勇丁,个个既眼红又恼火。以后又叫他们去福建追杀汪海洋部,恰好鲍超回四川探亲,申名标鼓动兵丁索欠饷,霆军哗变了。赵烈文带着十五万饷银前来安抚,大部分人稳定下来,申名标、张文祥等人见机不妙,匆匆逃走。在途中,张文祥想起那个紫金罗汉,要申名标把它卖掉,大家分点银子谋生。申名标扯谎说罗汉被人偷走了,他气得和申名标分了手。张文祥又开始流落起来。
      这一天,他又饥又渴地来到东天目山脚,忽听见山坳里传出阵阵钟声,钟声中还杂夹着含混不清的梵音。他心中一喜:前面不远处必定有座寺庙,不如权借此地住几天再说。他跟着声音盘山转岭,在一片参天古木中果然看见一处寺庙。这寺庙极为壮观,红墙中围着大大小小数十间殿堂僧舍。它就是东天目山有名的法华寺,里面有僧众二百号人。
      张文祥来到三门,请求在庙里住两天。也是他的机缘好,恰遇住持圆灯法师送一个贵客出门。圆灯法师对张文祥注目良久,慈祥地问:“施主从何处而来?因何事要在敝寺借宿?”
      张文祥想了想说:“我叫张文祥,因经商破产,又让伙伴拐走了剩余银钱,现在一文钱都没有了,想在这里赊两餐饭吃。”
      “我佛慈悲,救苦救难,吃两餐饭不难。但施主折本破产,今后如何生活?家里可有父母妻儿?”
      “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小,今后如何过活,我也没有多考虑,不知你这里要不要人做事,我有一身力气,砍柴担水都行。”
      圆灯法师眯起双眼又细细地看了他一眼,问:“你可会使枪弄棒?”
      “略懂一点。”
      “好!”法师高兴起来,“你就在这里住下来,你愿否皈依佛门?”
      “佛门好是好,“张文祥笑了笑,说,“只是我喝酒吃肉惯了,耐不得清淡。”
      “那也好,你就不削发吧!”法师无半点反感,说,“我这寺院外三里处有一大片枣林,每年打下的枣子是寺里的一项大收入。到了枣熟时节,总有人来偷,守林的百了和尚孱弱,你帮他一起守如何?”
      “太好了!”张文祥喜出望外,对法师鞠了一躬,“多谢法师收留!”
      圆灯法师为何对张文祥这样好,这是有缘故的。原来这个法师并不是安分守己的吃斋念佛人,而是个欲借佛门成大事的有志者。他本是闽南天地会的首领之一,名叫郑南漳,是郑成功九世孙,智勇兼备,手下兄弟众多。他暗中打造兵器,绘制旗帜,并与洪秀全联络,准备在闽南起事,与太平天国遥相呼应。事尚未成熟,却不料走漏风声,给福建巡抚吕佺孙破获了。仓促之间,郑南漳的部下大部分被抓被杀,他仅带着几十个弟兄连夜逃走,北上金陵会见天王。谁知走到天目山下,便听到天京内讧的噩耗:先是北王杀东王,后是天王杀北王,再后是翼王出走,京城里杀气弥漫,尸积如山,一片锦绣前程上忽罩满天乌云,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前景暗淡。
      本已心情沉痛的郑南漳,顿时对天国心灰意冷,一气之下,在法华寺里削发为僧,改名圆灯。随行的弟兄多半星散,也有几个跟他一起遁入空门。不想法华寺方丈慈静长老也是个隐身空门的热血志士,得知圆灯的情况,便竭力怂恿他借佛门办大事。圆灯精神重振,将法华寺办成了个少林寺,僧众都习拳练刀,又暗暗地通过弟弟与闽浙一带的天地会取得了联系。后来天京失落,他们也未消沉,欲伺机再起。圆灯以他武功师的眼力,看出了张文祥非寻常百姓,法华寺亟需这样的人。
      张文祥在枣林住下来。几天后,圆灯来看望他,又叫他当场演练了几套拳脚,果然不错。圆灯便请张文祥做个教师,教习寺内僧众武功。张文祥在法华寺安下心来,日子也还过得平静。三个月后,他突发伤寒,全身发烧,大便屙血,整天昏迷不醒,脉搏一天天弱下去,眼看人世渐远,黄泉路近,医师们皆束手无策。
      这天,圆灯法师在大雄宝殿对着佛祖祈祷之后,吩咐医师尽一切力量保住三天不出事。然后脱去袈裟,换上短衣,带着一把钢刀,几斤干粮,背一个竹篓,只身进了天目山。第三天傍晚,圆灯回来了,竹篓里关一条极毒的七步小青蛇,篓盖上绑一簇各色草药。圆灯把草药剁碎,又榨出浆来,然后从竹篓里拖出那条七步蛇,一手掐腰,一手掐头,那蛇痛得张开口,毒液顺着舌头流进药桨,他亲手撬开张文祥紧闭的牙关,将药浆灌下去。到后半夜,烧渐退了。第二天上午又灌一剂,两个时辰后脉搏正常,临黑时张文祥已能自己开口吃药了。这一夜他呼呼酣睡,到了天亮时,便能起身吃饭了。
      当张文祥得知圆灯冒着生命危险闯进深山,为他捉七步蛇时,这个刚倔寡情的硬汉子第一次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他跪在圆灯面前,请求收他为佛门弟子。圆灯双手扶起,说:“佛法广大,无所不在,其宗旨乃除恶为善,与世人造福。
      至于削发不削发,穿袈裟不穿袈裟,实无大区别。你若有心跟着我除恶为善的话,可否听得进我一番劝告。”
      “我这条小命全是法师给的,今生今世,法师说什么,我都听从。”
      于是圆灯把张文祥带进方丈室,将天地会反清复明及他自己所悟出的驱逐洋人、保卫中华的各种道理,给张文祥讲了一通。张文祥这时才将自己参加过捻子、太平军和湘军的复杂经历全部倒了出来,并说自己在湘军中是哥老会的二大爷。圆灯说:“湘军虽然可恶,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但哥老会与天地会是一家人,你我早就是兄弟了,我对你完全相信。
      你吃惯了酒肉,也飘荡成性,受不了佛门清规的禁约,你也不必受戒。我的胞弟组织了一些人在浙江沿海劫富济贫,并接济法华寺,你今后就为我办一件事:每月去一趟海边,与我的胞弟接头,带一些金银回来。”
      张文祥久静思动,正想外出闯荡,听了这话,欢天喜地。
      从那以后,便为圆灯和其胞弟当起联络员来。张文祥讲义气,重然诺,胆子大武功好,几次往来后,受到了圆灯兄弟的格外器重,圆灯又为张文祥在附近觅了一房妻室。第二年,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飘泊半生的张文祥,而今有了延续香火的亲生骨肉,真个是对圆灯感恩不尽,发誓要以身相报。
      几年后,张文祥在一次从海边回天目山的路上,偶尔遇见了开小押店的申名标。故人相见,分外亲切。谈起分别后的情景,申名标连连叹气,张文祥却喜满眉梢。申名标听说圆灯出家前也是天地会的头人,便决定关闭小押店,与张文祥一起去投奔圆灯法师,张文祥自然同意。在法师面前,张文祥将申名标的武艺大大称赞了一番。圆灯见申曾是关天培手下的把总,曾国藩手下的营官,毫不犹豫地接纳了。申名标表示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僧人,圆灯也立即同意,亲自给他剃发,取了个法名叫悟非。申名标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圆灯见他阅历丰富,本事高,不久又提拔他做监院,地位仅次于方丈,在法华寺里坐了第二把交椅。有一天,张文祥偶尔在申名标的禅房里发现了那尊紫金罗汉,心里很不痛快,想想自己不缺钱用,何必为此事再伤感情,遂不作声,心里却开始鄙薄申名标的为人。这一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在宁波、台州沿海大破走私海盗,圆灯的胞弟也被马新贻所获,处以极刑。消息传到法华寺,圆灯悲痛欲绝,张文祥也怒火万丈,法华寺为圆灯之弟的亡灵念了七天七夜的超度经。张文祥在佛祖面前立下海誓。今生不杀马新贻,为圆灯兄弟报仇,则不为世上一男子!
      张文祥从此在法华寺里苦练功夫。白天他用短刀戳牛皮,夜晚他飞刀断香火,为的是今后无论远近无论冬夏,只要遇到马新贻,便叫他不能从刀下躲过。整整练了两年,他练就了一刀贯五张牛皮的力气和三十步内灭香头的绝技。他要下山办大事了。
      临走前一夜,他搂着三岁的儿子亲了又亲,妻子觉得奇怪。他终于忍不住了,把下山的目的告诉妻子。听说要谋杀总督大人,妻子惊呆了,哭着求他看在儿子分上,不要这样。
      张文祥安慰说:“我受法师大恩,不容不报,刺杀之后,我会有办法脱身的,你不要替我担心。”
      妻子仍痛哭不已:“总督身边有许多卫兵,你如何脱身得了?”
      “我会远远地掷刀。”
      张文祥说完,要妻子点燃一支香,插到三十步远的一棵树上。他把腰刀平放在右手掌上,对着它吹了一下,又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然后运足气力,腰微微向前,右手在前胸打了一个圆圈,口里叫一声“去”,只见一道白光从手掌里飞出,一眨眼功夫,树杆上发出“喳”一声响,香头不见了,腰刀直挺挺地插在树杆上。妻子只得含泪为他收拾行装。
      次日清早,圆灯交给他两把用毒药淬过的精制钢腰刀,此刀见血封喉,立死无救。圆灯双手在胸前合十,庄严地说:“施主仗义勇为,侠胆豪肠,今之荆轲、聂政也。贫僧代表苦海苍生,且也为我自己,敬施主一杯酒,愿菩萨保祐你大功告就。”
      说罢,从身旁小沙弥的手里端过一杯酒来。张文祥双手接过,激动地说:“法师放心,不达目的,我张文祥再不回天目山见老婆孩子!”
      圆灯和申名标把张文祥送到半山腰。张文祥托付申名标照看妻儿。申名标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我是兵火中的兄弟,生死之交,不用托付,你家里的事我都包了!”
      张文祥离开天目山,一口气奔到江宁,在两江总督衙门附近寻了一个小旅店安下身来,天天密切注视着衙门里的动静。马新贻通常不出衙门,偶尔一出,也坐在大轿里,前后左右有上百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保护。张文祥一住三个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一日马新贻出门了,照例是坐在绿呢大轿里,警卫森严,张文祥腰插短刀,远远地跟随着轿队。
      因为原先的两江总督衙门还在修建之中,马新贻将督署暂设在江宁知府衙门内。轿队出了府东大街后,进了卢妃巷,再穿过堂子巷,就开始过一座座石板桥了:先是虹桥,再是莲花桥、莲花第五桥,接着是严家桥、红板桥,踏过石桥、两仓桥后,进了鼓楼大街。过了鼓楼,绿呢大轿在紫竹林中一座高耸着铁十字架的教堂门前停下来。轿门掀开,白白胖胖、仪表非俗的马新贻迈进了教堂大门。原来,他这是对法国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郎怀仁的回拜。几天前,郎怀仁拜会了马新贻。那时天津教案已经爆发,江宁城里人心浮动,砸天主教堂的呼声不断。郎怀仁心里恐慌。拜会马新贻后的第二天,紫竹林便新增了三百名清兵。江宁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盖有“钦差大臣办理江南通商事务两江总督马”大印的告示,告示上赫然写着:“天主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凡传教之士,本督厚待保护,中国习教之人听其自便,本督亦不干涉。民教相处,务须和睦,彼此恭敬。若有不法之徒胆敢效法天津莠民,聚众滋事,焚堂毁教,则国法森然,断难曲贷。士民人等,共各凛遵。特示。”百姓们看了告示后,都骂马新贻偏袒洋人,没有良心。马新贻不在乎,为了讨好郎怀仁,他今天又来回拜。
      张文祥跟着轿队也来到了紫竹林,混在围观的人群中。教堂大门口布满了卫兵,他无法靠近。张文祥把四周环境细细打量了一番,见离教堂大门口约一百步远的地方,另有一片小小的竹丛,那里长着十几根大楠竹,叶片繁密,竹杆很粗,似可隐藏。遗憾的是距大门远了点,倘若在五六十步之内,腰刀飞去,插入胸脯不成问题,百步之外则无绝对把握。他犹豫了很久,还是走进了竹丛。看看比比,仍觉不理想,正要走出竹丛时,教堂大门开了。头戴黑帽,身穿黑长袍,颈脖子上挂一个白色十字架的江南主教郎怀仁,满脸笑容地陪着马新贻走了出来。不凑巧,郎怀仁所处的位置正好在竹丛这一边,这个高大魁梧的洋人将马新贻给保护了。张文祥的右手一直摸着藏在内褂口袋里的腰刀,却不能把它抽出来。他眼睁睁地看着,一眨也不眨地企图抓住瞬间良机。
      机会到了!在临近轿门时,郎怀仁站着不动了。马新贻走前两步,在轿帘前站住,又转过脸向郎怀仁抱拳。张文祥猛地摸出腰刀,扬起右手,就要将刀投过去。忽然,他的手臂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张文祥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转过脸去,只见身后站着一个三十余岁的文弱书生。那人微笑着对他说:“大哥,你太莽撞了,相距这样远,你有把握吗?”
      张文祥恼怒地说:“不要你管!”
      说罢又要举刀,谁知这时马新贻已踏进轿门。”晚了!”张文祥脱口而出。
      “大哥,我请你喝两杯如何?”那人越发笑得亲切了。
      张文祥见他无恶意,便随他走出竹丛。二人进了一家偏僻的酒店里,选了一个单间坐下。那人吩咐酒保摆上几盘大鱼大肉,又要了一斤古泉大曲,对酒保说:“酒菜都够了,不叫你,不要进来打扰。”
      酒保答应一声出去了。
      “大哥,你为何要谋刺马制台?”那人压低声音问。
      “你如何知我要杀马制台,我是要杀洋人。”张文祥面不改色地说。当时人们都恨洋人,尤其恨传教的洋人。敢杀洋人的人被视为英雄。
      “真人面前不要说假话。”那人冷笑一声,“若杀洋人,洋人一直站在那里,为何说'晚了'?”
      张文祥想起自己是说了这两个字,不做声了。
      “大哥,我和你一样的心思,要干掉他!”那人将酒杯往桌上一磕。
      “你叫什么名字?”张文祥十分惊疑。”干什么的,你为何要干掉他?”
      那人提壶给张文祥斟上酒,也将自己的杯子倒满:“大哥,干了这杯,我告诉你。”
      两个酒杯相碰,各人一饮而尽。
      “我姓乔,排行老三,你就叫我乔三吧!”乔三靠在墙壁上,款款地说,“刚才送马新贻出来的那个法国主教郎怀仁,他跟马新贻的关系非同一般。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往事吗?”
      张文祥摇摇头。
      “咸丰四年,马新贻奉命带兵到上海打小刀会,战争中受了伤,被送到法国人办的董家渡医院,郎怀仁当时是这家医院的院长,马新贻伤好后,在郎怀仁的引诱下,洗礼入了天主教。从那以后,法国人就时常在咸丰爷面前,以后又在两宫太后面前竭力吹捧马新贻,说他精明能干,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人才。就这样,马新贻步步高升,以一庸才居然接替曾中堂坐镇两江,朝廷中以醇王为首的亲贵大臣甚为不满,怎奈马新贻深得太后和恭王的信任,奈何他不得。马新贻感激洋人的帮忙,遂一心投靠洋人。去年安庆发生教案,法国公使罗淑亚跑到江宁,提出赔偿损失、在城内划地为教会建堂、惩办激于义愤而砸教堂的百姓,马新贻一一照办,还出告示威胁百姓,魁将军、梅藩台都颇不以为然。前些日子天津百姓放火烧教堂、诛洋人,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马新贻这个卖国贼居然上书太后,要求严惩义民,向洋人赔礼道歉。
      他的这副奴才嘴脸,使醇王、魁将军、梅藩台等恨得咬牙,醇王给魁将军的信上说,必欲杀马而后快。”
      “你到底是什么人?”张文祥听了半天,仍未见此人暴露身分,不耐烦了。”你是京师醇王派来的人?”
      乔三摇摇头。
      “你是魁将军派的人?”
      乔三又摇摇头。
      “那你是梅藩台的人?”
      乔三摇摇头,笑着说:“大哥不必问我是什么人,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也要杀马就行了。”
      “你弄错了,我不杀马。”张文祥见他不露身分,心中甚是怀疑,冷冷地说。
      “哈哈哈!”那人大笑起来,说,“大哥,你听说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吗?”
      “你说什么?”张文祥大惊。
      “大哥,两个月来,你天天在总督衙门四周转来转去,你瞒得过别人,还能瞒得过我吗?你如果真的要杀马,我会帮助你,而且我也会感谢你。”
      “好吧,我对你实说吧,我是要杀马,为朋友报仇,并在佛祖面前许了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如何帮助,又如何感谢?”张文祥瞪起眼睛望着乔三,那眼神是冷漠而怀疑的。
      “大哥,我告诉你,七月二十五日那天,马新贻会在校场检阅武职月课。”
      “真的?”张文祥大喜。”这是个好机会。”
      “校场上武弁数百,刀枪如林,且围观的百姓都只能在栅栏外,你如何下手?”
      是的,校场重地,岂容刺客逞能?张文祥的心凉了。
      “不过不要紧,大哥。”乔三见张文祥的脸阴下来,遂笑道,“校场箭道通督署后门,马新贻通常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入署,你可以在箭道上行事。”
      “我如何能靠近箭道呢?”张文祥为难起来,“且马新贻在路上走,也不一定能保证腰刀飞中要害。”
      “大哥,这正是小弟能帮忙之处。”乔三得意地说,“到时我会叫你顺着人群进入校场,到时我也会有法子叫马新贻停下来。”
      “好,若这样,我可以面对面地扎死他!”张文祥狠狠地说。又问,“你拿什么来感谢我呢?”
      “我送你三千两银子。”乔三扬起右手,伸出三个指头。
      “一旦行刺,我即被抓,要三千两银子何用。”张文祥摇了摇头。
      “大哥,你难道就没有父母妻儿?”
      一句话说得张文祥猛醒:是的,自己若是死了,妻儿怎么办?离家时,并没有留下几两银子,她们母子今后如何安身立命!
      “行啦,麻烦你先将银子送给我的妻子,并顺便将我常用的两根绑带捎来。”
      “嫂子住在何处?”
      “浙江东天目山法华寺。”
      八天后,乔三回来了。他将两根黑丝带递给张文祥,并告诉他一件意外的事:申名标毒死了圆灯法师,当上了法华寺的住持,妻子要他回去杀申名标,为圆灯法师报仇。张文祥悲愤已极,恨不能立即宰掉狼心狗肺的申名标,但想到后天便是七月二十五日,这个绝好的机会不能锗过;且已收下了乔三的银子,也不能失信,于是只好忍下。
      “兄弟。”张文祥对乔三说,“圆灯法师是我的救命恩人,害死他的人,我是不会容忍的。我这次杀掉马新贻,料定不能脱身,我死之后,求你办一件事。”
      “什么事?”
      “代我杀掉申名标。”
      乔三犹豫了一下,说:“你放心吧,我会去办。”
      “你如不办,我的鬼魂不会放过你的!”张文祥死劲瞪了乔三一眼。
      “你讲的这些都是实话?”待张文祥讲完后,曾国藩的两道眉毛已皱得紧紧的了。
      “我张文祥是条硬汉子,生平从来不说假话,信不信由你。”张文祥并不分辩。
      “你说你曾在鲍超部下当过哨长,你知道我是谁吗?”曾国藩靠在椅背上,习惯地捋起长须。
      “认识。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认出来了。你是曾大人,不过从前精神多了,完全不是现在这副衰老的样子。”张文祥答。
      他已抱定必死之心,不想讨好曾国藩,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
      “以前魁将军、张漕台问你时,你为何不说呢?”
      “我不愿意言及圆灯法师,免得法华寺的僧众受牵累。”
      “那你为何又对我说呢?”曾国藩将双眼眯成一条缝,以极不信任的态度审问。
      “因为我和你有约在先。”对曾国藩这种态度,张文祥甚是鄙夷。他轻蔑地说,“我谅你也不会说出去,更不敢上奏皇上。”
      “为什么?”曾国藩充满恨意地问。
      “因为我曾经是湘军的小头目,湘军小头目谋刺总督大人,你这个湘军统帅脸上有光吗?”
      曾国藩颓然了,他无力地挥挥手,示意张文祥离开这里。
      张文祥的这个招供,曾国藩不听还罢了,听后弄得惶惑不安,甚至有点束手无策了。幕僚们汇报江宁城里的传闻时,他对一个现象很是怀疑:为什么关于这桩案子的说法如此多而离奇呢?街头巷尾议论之外,茶楼酒肆居然还编起了曲文演唱。张文祥的招供可以为解释此疑提供答案,即背后有强有力的人物与马有大仇,制造各种流言蜚语损坏他的名声,而且还要借此去掩盖张文祥刺马的真正意图。
      这人物是谁呢?抓起乔三当然可以审讯清楚,但乔三往哪里去抓?这是一个极精明老练的家伙,他与张文祥的交往并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张文祥至今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乔者,假也。没有读过书的张文祥不懂,曾国藩一听便知道。张文祥被他骗了,但又未骗。教堂门口的制止是对的;提供情报是准确的;关键时刻栅栏挤倒,正好让张文祥混进校场,王成镇的乞货,目的在于让马停步,这些也可能是他暗中安排的;三千两银子也的确送到了张妻的手里。乔三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也是一个要杀马的人,这点无可怀疑。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呢?他在衙门外盯张文祥的梢,又在教堂门口观看马,又与张在小酒铺里喝酒,这一系列举动证明他身分不高。身分不高的人不可能在江宁掀起满城风雨。这样看来,乔三背后有人,他也是在为别人卖命。这个人出手很阔,势力很大,他是谁呢?是京师里的醇王?还是江宁城里的魁玉?他们恨他投靠洋人,欲杀之而泄愤?曾国藩知道醇郡王奕譞最恨洋人。这几年来,在民教冲突中,他是清议派的靠山,俨然成了百姓和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他痛恨保护洋人洋教的马新贻,又无权罢黜,便不惜以重金通过魁玉派人刺杀马,这不是不可能的。但这是推测,并无依据,即使有依据,他曾国藩敢在奏章中触及到皇上的亲叔、西太后的妹婿吗?当年曾国藩血气方刚、手握重兵,尚且不敢与皇家较量,何况今日!
      曾国藩转念又想,也可能整个招供,都是张文祥为自己脸上贴金而胡编乱造的。这个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既在捻军、长毛里混过,又在湘军里混过的无赖流氓、亡命之徒,他为自己的私仇,或为不可告人的目的受人指使,刺杀了马新贻,而马却是一个无辜的以身殉职的官员。曾国藩想起自己为官几十年,尤其是办湘军、为地方官以来,与他构成怨仇的人何止千百,其中也不乏拼却一死、与之同亡的大仇人。将心比心,能不可怜马新贻吗?更使曾国藩不安的是,这个可恨的张文祥,居然曾充当过湘军的哨长。这件事传扬出去,岂不给湘军脸上大大抹黑!湘军中有恶棍歹徒,有痞子盗寇,有杀人越货之辈,有奸淫掳掠之人,这都不要紧。这些人,当兵吃粮的军营里,何处没有?绿营里有的是,八旗兵里有的是。曾国藩不怕。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史无前例的谋刺总督案,是一个曾在湘军中当过哨长的人所干。这事传进太后、皇上之耳,播在万人之口,今后写在史册上,留在案卷里,却是一件给前湘军统帅大大丢脸的事情!天津教案已使他声名大减,再加上这么一下,他以后尚有多少功绩留给后人?这桩疑云四起、扑朔迷离的刺马大案,又一次将曾国藩推到身心俱瘁的苦难淤涡中。
      一个半月后,刑部尚书郑敦谨姗姗来到江宁。这个奉旨查办马案的钦差大臣,从京师出发,居然走了四个月!从北京到江宁只有二千四百里驿程,也就是说,他每天只走二十里!下关码头接官厅里,郑敦谨一落坐,便连连对曾国藩说:“卑职年老体弱,一路上水土不服,遭了三场大病,因而来迟了,尚望老中堂海谅。”
      “大司寇辛苦了!现在身体复原了吗?”曾国藩见眼前这位高大健壮、气色好得很的同乡星使,公然在他面前扯着大谎,心里一阵好笑。其实,曾国藩不仅对他可以原谅,而且希望他不来更好。
      “这两天略微好点了,但还是头昏眼花,浑身无力。”郑敦谨懒洋洋地说,完全是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
      “进城后好好休息两天,要不要再唤个好医生号号脉?”
      “多谢老中堂!卑职于医道略懂一点,医生不必叫了,我休息几天就行了。老中堂和魁将军、张漕台这几个月辛苦了。
      在路上我看到京报上登的老中堂的奏章,说刺客拒不招供,估计是个报仇的漏网发逆。老中堂分析得对极了。我看完全就是这回事。马穀山杀长毛何止千百,定然与他们结下了大仇。
      张文祥这个王八蛋舍掉自己的命,拖马穀山一道上黄泉。你们看呢?”郑敦谨转过脸,对前来迎接的魁玉、张之万、梅启照等人打了两下哈哈,“我看你们各位呀,今后都得小心点,当官的谁没有几个仇人呀!”说罢,自个儿哈哈大笑起来。
      张之万说:“我于审案一事无经验,还要靠刑部大老爷您来定案。”
      “哪里,哪里!”郑敦谨忙摆手。”老中堂二十多年前就当过刑部侍郎,这世上哪个人的花招,能瞒得过老中堂的法眼?
      这个案子要我定什么案,老中堂奏章中的分析就是定案。”
      郑敦谨的这几句话,说得曾国藩大为放心。这分明意味着,他不会再认真地审讯张文祥,他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且一路走了四个月,既不是生病,也大概不是因游山玩水而疏懒渎职,说不定这个精明的刑部尚书早已窥视了某些内幕。曾国藩又想起陛见时太后对此事的冷淡,莫非杀掉马新贻正是出自醇王的意思而得到了太后的默许?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太后秉政十年了,治国的大本领寥寥,整人的手腕却异常的高明阴毒,她是完全可以做得出蜜糖里下砒霜的事来的。
      第二天一早,张之万便来告辞,如同跳出火坑似地匆匆离江宁回清江浦。自此以后,魁玉、梅启照等人也都不再过问此事了。郑敦谨传见一次张文祥,问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后,便到栖霞山去休养,一住半个月过去了,毫无返回江宁的意思。看来,他们都不想染指此事,最后如何结案,都指望着曾国藩一人拿出主意。曾国藩和赵烈文等人细细商量着,如何写一份能够使人相信的结案材料,既能够向太后、皇上作交代,又能顾及马新贻,也就是说顾及整个官场的体面,且不能丝毫牵涉到湘军,同时又可以自圆其说,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正在冥思苦想之际,却不料马案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六、马案又起迷雾
      这一天,总督衙门接到一封无头禀帖。禀帖上说,前两江总督马新贻,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儿子候补道丁蕙蘅派人所杀。事情是这样的——
      丁日昌的独生子丁蕙蘅是个花花公子,读书不长进,成天吃喝嫖赌,二十岁了,还没考中秀才。丁日昌急了,给他捐了个生员,指望他能考中举人。考了三次,文章做得狗屁不通,他自己也不想考了。丁日昌九十岁的老母亲疼爱孙子,便对儿子说:“你当了巡抚,荣华富贵,就不替儿子着想?我丁家做官就做到你这一代为止了?”
      丁日昌是个孝子,又是个慈父,也是个敛财有方的贪官,他有的是贪污来的大量银子,于是又给儿子捐了个监生。因为当时的规定,捐纳者必须具有监生的资格。接着,他又兑上二万两银子,给儿子买了一个候补道。一般人要通过十年寒窗苦读,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当了几年翰苑编修,遇到格外天恩,放出到地方任个知府,再要小心翼翼,加上不断向上司讨好献殷勤,才能指望升个道员。这丁蕙蘅诗书不通,世事不懂,凭着老子来路不清白的银子,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一个候补道的官职,只待哪处道员出缺,他便走马上任,戴起正四品青金石顶戴,穿起八蟒五爪雪雁补子袍服来,升堂理事,颐指气使了。
      丁蕙蘅虽然随时都有可能当个正式中级官员,却仍不知修性养德,他嫌住苏州在父亲管束下不方便,便带着妻妾和几个家人在江宁城南秦淮河边金谷塘买了一栋宽敞的带花园的楼房住下来,每天除在家里与妻妾调笑、打牌赌博外,便在酒楼歌场听曲饮酒,在花街柳巷寻欢作乐。
      这一天,他来到秦淮河边,踱进了重建不久的媚香楼。这媚香楼是晚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住所,清兵打金陵时毁于兵火,后又恢复。咸丰二年底,太平军进入小天堂,媚香楼再次被烧。同治三年,赵烈文奉曾国藩命整修秦淮河,媚香楼便又应运重建。眼下的媚香楼,比咸丰二年前的旧楼还要华丽数倍,几乎赶上了李香君时代的水平——艳领群芳之首。
      丁公子一登楼,鸨母便安排他平日最喜欢的姑娘香玉来陪伴。香玉弹着曲子,陪着丁蕙蘅吃着花酒。正在惬意之时,丁蕙蘅一眼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丽人依偎着一个翩翩少年,从他身边走过去,一股浓烈的香味直呛他的鼻子。丁蕙蘅魂销魄散,忙喊鸨母过来,指着背影问:“那姑娘是谁?”
      “新来的香碧。”鸨母谄笑道,“丁公子喜欢她?”
      “嗯。”丁蕙蘅还在贪婪地呼吸香碧留下的余香,痴痴地望着衣裙摆动的倩影。”你去叫她过来,陪陪我丁大爷吧!”
      “丁公子。”鸨母亲自给丁蕙蘅斟了一杯酒,满脸堆笑地说,“你喜欢她,那还不好说吗!以后叫她来陪你,只是这几天不行。”
      “为什么?”丁公子恼怒起来。
      “丁公子。”鸨母紧挨着丁蕙蘅的身边坐下来,媚态十足地说,“你莫生气,这五天里香碧被一个扬州来的富商公子包了,五天后他一走,香碧就是你的人。”
      “不行,你要大爷等五天,大爷会要等死的。”丁蕙蘅心急火燎,恨不得马上就将香碧搂入怀中。”什么富商公子,叫他识相点,早点让出来,否则丁大爷不客气!”
      鸨母奈不何丁蕙蘅,只得跟那巨商之子商量。那年轻人也是财大气粗、血气方刚,正跟香碧热乎得一刻都不能离,准备以巨资赎身长期相聚,岂肯让出!便气呼呼地冲出房门,指着丁蕙蘅的脸骂他无理取闹。这下可惹怒了这个衙内。他一挥手,几个恶奴一拥而上,乱拳打了起来。那富商之子酒色过度淘虚了身体,受不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丁蕙蘅知道闯下祸了,塞给鸨母二百两银子,要她收殓送回扬州,自己拍拍屁股,偷偷地溜出了江宁。
      那扬州富商也只这一个宝贝儿子,虽知死于巡抚公子之手,仗着有钱,他也不肯罢休,一面状告两江总督衙门,一面又暗中送给马新贻五千两银子。马新贻拿着此事为难了:不理嘛,人命关天,富商交接又甚广,江宁不受,他可以上告都察院、大理寺,最后还得追查自己的责任,且五千两银子也得不到;受理嘛,事关丁日昌,这情面如何打得开呢?思来想去,还是受理了。
      马新贻叫丁日昌到江宁来,与他商量此事如何办。丁日昌对儿子的作为十分恼恨,他到底要顾及巡抚的体面,不能不做些姿态。最后两人商定:那天打死人的几个家丁各打一百板,选一个充军,赔偿银子一万两,革去丁蕙蘅的候补道之职。扬州富商勉强同意,一场人命案就这样了结了。事平之后,丁蕙蘅回到苏州,丁日昌气得将他狠狠地打了一顿,锁在府里,不准外出。丁日昌奉旨到天津办案后,丁老太太见孙子可怜,便放他出来。丁蕙蘅把一腔仇恨都集中到马新贻身上,于是用重金蓄死士杀马报仇,张文祥就是用三千两银子买下的刺客。
      这是马案中又生发出的一团迷雾。曾国藩拿着这张无名禀帖,心头再添一层烦恼。说所告毫无根据吗?丁蕙蘅的家丁在妓院闹事打死人,丁蕙蘅也因此丢了候补道,这是事实。
      丁日昌也并不隐瞒此事,还专折上奏太后、皇上,承认自己教子不严,请求处分。说张文祥是丁蕙蘅买通的刺客,证据何在?且张文祥的招供中无丝毫涉及此事。丁日昌深受太后器重,在天津办案时对自己支持甚力,这样一桩谋刺总督的大案,没有铁证,怎能轻易牵连到他的头上!
      曾国藩不置可否,将无头禀帖依旧封好,派人送到栖霞山,请郑敦谨处理。第二天,禀帖又回到曾国藩手中,郑敦谨批道:“此事须慎而又慎,请老中堂定夺。”
      “这个滑头!”曾国藩苦笑着在心里说。尽管郑敦谨将担子又推了回来,但他的意思还是清楚的,不希望此案涉及到丁日昌头上。这点与曾国藩的想法一致。
      如何结束?曾国藩为此苦苦地思索着。特地从山东赶来的马新贻的弟弟马四,天天来督署纠缠,哭着要曾国藩查出主谋。大概是马四在背后又进行了一些活动,这段时期来京报接连刊出几封御史的奏折,声言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山东籍京官联名上疏,振振有词地说,既然刺客说过“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话,显然背后有主使,不查出主谋,无以告慰亡督在天之灵。更令朝廷担忧的是,洋人也在议论此事了。恭王奕䜣来了密函,说洋人嘲笑中国政府无能,案子发生五个多月了,凶手也当场抓获,却迟迟定不了案,令人遗憾。奕䜣敦促曾国藩早日了结马案,免得中外议论纷纷。
      曾国藩很为难。有时他想,既然太后放了郑敦谨专程来宁处理此事,不如把千斤担子都推到他身上去。回过头一想又不妥。倘若郑敦谨认真过问此案,他也可能诱出张文祥的招供来,张文祥仍会说自己是湘军的哨长、哥老会的二大爷。
      湘军中有哥老会,哥老会情形复杂,这些内幕外人并不十分清楚。如果张文祥把这些内幕都掀出来,甚或再添油加醋,捏造些莫须有情节来讨好钦差大臣,保得自身的性命,那就坏了大事。湘军过去攻城略地、消灭长毛的功绩将会蒙上一层浓黑的阴影不说,连湘军唯一留下的人马——长江水师也可能会被解散,自己也可能会遭到意料不到的祸灾。不能把此案的终审推给郑敦谨,要在自己手里尽快结案。
      “大人,彭大人、黄军门来访。”傍晚,当曾国藩兀自对着蜡烛枯坐时,亲兵进来禀告。
      “请。”话音刚落,彭玉麟、黄翼升一先一后地迈进了门槛。
      “涤丈,还在办理公务?”彭玉麟笑着问。
      “没有,这一年多来,我夜晚是一点都不能治事了,只能呆坐着,真的是尸位素餐,问心有愧。”曾国藩边说边招呼他们坐下,亲兵献茶毕,退出。
      “听说丁中丞送给你老一个水晶墨石,用里面的水点眼睛可使瞎眼复明,真有此事吗?”黄翼升问。
      “若真有此事,我的右目不早就复明了。”曾国藩淡淡地笑着,说:“不过丁中丞倒是一片好心,那石头里的水虽不能使瞎眼复明,但一滴到眼中便觉清凉舒服。说不定还是靠了这种水,不然左目现在可能也失明了。”
      “我去请两个洋医生来看看如何?”彭玉麟说。
      “算了。我的眼睛就是华佗再世也治不好了,让它去。瞎了也好,瞎了什么都看不到了,眼不见心不烦。”曾国藩苦笑着说。彭、黄二人也苦笑着摇摇头。过一会,他问:“水师近来操练如何?当兵的不打仗,麻烦事更多,只有每日把操练安排紧凑,才可勉强把他们的心拴住。”
      彭玉麟说:“长江水师违纪犯法的事,近两年来屡禁不绝,吸食鸦片成风,打架斗殴还算是小事一桩,炮船挟带私盐、鸦片时有发生,有的营十天半月难得操练一次。”
      “那个强抢民女,打死发妻的副将抓起来了吗?”曾国藩插话。
      “早已抓起来了。”彭玉麟答,“这种事,若不是百姓拦舆告状,他长年驻黄石肌,一手遮天,我们哪里知道!”
      “对这种人决不能手软讲情。雪琴嫉恶如仇,果断强硬,我很赞同。有人说你是彭打铁,其实带兵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打铁的性格。昌歧,你在这方面软了点。”曾国藩望着黄翼升说,“欧阳平抢民女,这不是第一次了,有人向你告发过,你没有认真过问。”
      “老中堂指教的是。”黄翼升诚恳地说,“我看欧阳打仗也还行,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他也没当一回事。若是上次说重点,他或许也不至于下毒手打死多年共患难的妻子。”
      “是的呀,先是宽容,结果反而害了他。我们带兵的将领,就好比管子弟的父兄,只宜严,不能宽,这就是爱之以其道。”
      曾国藩说,又问:“欧阳平如何处置?”
      “看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彭玉麟坚决地说。
      “我也同意,但他是副将,非比寻常武职人员,各项证据都要充分,还要他自己签字画押。”曾国藩说。稍停一会,他以沉重的心情感叹,“历史上任何一种军队,不怕他组建之初是如何的纪律森严,以后又是如何的战功辉煌,时间一久,必定滋生暮气,直到腐烂败坏。前代不说,本朝的八旗兵、绿营,当初都是英勇善战的军队,入关统一全国以及平定三藩叛乱,都是靠的他们,后来不行了,但他们的威风至少还维持过几十年。我在衡州练勇之初,曾希望湘军不蹈八旗兵和绿营的覆辙,谁知打下江宁后就不能再用了,不得已十成裁去八成,留下水师这支军队,我寄予很大希望,愿他们成为抵御外侮的柱石长城,不想它也不争气。”
      彭玉麟、黄翼升一齐说:“是我们辜负厚望,没有把水师整顿好。”
      “这是气数使然,不能怪你们。”曾国藩轻轻地缓慢地说着,心中似有满腹苦恼要倒出来,但终于没有吐出。”二位今夜来有何事?”
      “涤丈,长江水师发现了哥老会。”
      “水师也有哥老会!”曾国藩惊讶地打断彭玉麟的话,他最担心的就是此事,最怕的也是此事。申名标当年哗变,险成大祸,就是有哥老会在暗中串通唆使。审讯中还得知哥老会组织严密,更令他又怒又惧,所以霆军查出来的一百多个哥老会成员全被处以斩首。总以为如此严厉的镇压,能收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岂料它竟在水师中复出。
      “黄军门,你把详细情况对涤丈谈谈。”
      “前些日子瓜州总兵孙昌国在仪征巡视。一天傍晚,他微服到附近村镇散步,见一家小酒店坐着三个水师官兵,边喝酒边交头接耳,行为鬼祟。他于是也要了一杯酒,坐在一旁装着喝酒的样子仔细听。说的什么大半没听清楚,只听到说申名标被杀,张文祥眼看要剐,我们袍哥又要倒楣了。还说我们袍哥杀不尽斩不绝,到时我们劫法场。孙昌国一听,肯定他们是哥老会的,大怒,当时就派人将这三人抓了起来。一问,都是军官,一个千总,一个把总,一个外委把总。”
      “他们要劫法场?”曾国藩惊问,“是要劫杀张文祥的法场?”
      “审讯他们时,他们先不承认,后熬不过棍棒承认了,是劫张文祥的法场。不过,他们又说喝醉了酒,胡说八道的。”
      黄翼升答。
      彭玉麟说:“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它比欧阳平杀妻要严重得多,故特来禀报,请示如何处理。”
      “这三个人呢?现关在哪里?”
      “关在瓜州总兵衙门。”黄翼升答。
      “明天全部押到我这里来,我要亲自审讯!”
      真是山火未熄,宅火又起,而这把火烧的又是他一生心血经营的宅院。
      这不是一般的案子,决不能张扬出去,曾国藩决定采取单个隔离的方式审讯。
      先押进来的是一个把总,他的双手被绑在背后,进门后低头站着,面孔冷漠,一声不吭。
      “跪下!”一旁的戈什哈喝道,说着便是一脚扫去,那把总面朝地倒了下去,额头磕在砖地上,发出沉重的响声。戈什哈跨前一步,将他衣后领猛地一提,那人被抓了起来,木头似地立着,面孔依旧漠然。戈什哈又猛地将他肩膀一压,他身不由己地跪了下来。刚才戈什哈这一扫一抓一压的三个连贯动作,便是清末衙门通行的给犯人的见面礼。
      “你叫什么名字?”曾国藩板起脸,声音暗哑,跟昔日声震屋瓦的宏亮嗓音相比,已判若两人。
      “文兼武。”文把总瓮声瓮气地回答,像是不服气。
      “你是哥老会的?”曾国藩单刀直入。
      “不是。”回答很干脆。
      “既不是哥老会的,为何自称袍哥?”曾国藩抓住要害逼问。
      文兼武楞了一下,说“弟兄们都是这么互相称呼的,大家都以为这样亲切。”
      “你认识申名标?”
      “不认识。”
      “认识张文祥?”
      “也不认识。”
      “那你为何要劫法场?”曾国藩心想:莫非孙昌国真的抓错了人?
      “卑职喝多了酒,说话失了分寸。弟兄们都对张文祥佩服,说他是条好汉。既然是好汉,就会有别的好汉劫法场。《水浒传》里讲蔡九知府冤杀宋公明,便有梁山好汉来劫法场。”
      “胡说八道!”曾国藩拍了一下案桌,“这张文祥是个死有余辜的罪犯,你们为何佩服他?”
      文兼武并没有被这一声拍吓倒,他稍停一会,居然回答说:“弟兄们一佩服他的胆量。想那马制军乃一品大员,八面威风,张文祥敢在校场之中,万目之下公然行刺,这要多大的胆量才行!二佩服他一人做事一人当,既不逃命,又不牵连别人。这样的好汉,当兵的谁不佩服?”
      曾国藩为官三十年,为湘勇统帅十余年,一个小小的犯罪把总,竟然敢在他的面前面不改色,从容辩解,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也不由得暗中佩服文兼武的胆量。”怪不得他口口声声称赞张文祥,这小子看来也是一个不要命的。”他心里想。
      “带下去!”曾国藩对着门口高喊。一个戈什哈进来,将文兼武押了下去。
      第二个押上来的是千总任高升。他刚一迈进门槛,便双膝跪地,痛哭流涕地高喊:“老中堂,你饶了我吧!我什么都说出来,只求你不杀头。”
      “我不杀你,你说吧!”曾国藩鄙夷地望了他一眼,冷冷地说。
      “老中堂说话算数?”任高升抹去眼泪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本督一生从不说假话。”曾国藩扬起头,摆起大学士、总督大人的款式来。
      “老中堂能给我写个字据吗?”任高升仰起脸,试探着问。
      “这是一个老练油滑的兵痞!”曾国藩心想。他突然作色道:“你好大的狗胆,竟然敢要本督给你立字据。你不招供,本督不勉强,给我拉出去!”
      立刻就有一个戈什哈横眉冷眼地过来,抓起跪在地上的任高升就要往外拖。
      “老中堂大人,卑职该死,卑职狗胆包天,求老中堂大人饶恕,卑职全都招供。”任高升死劲将头向砖块上磕去,磕得鲜血直流,高低不肯起身。
      “好吧,你从实招来。”曾国藩挥手。戈什哈出去了,门被重新关上。
      任高升用衣袖抹去满脸的血泪,带着哭腔说:“我们三人都参加了哥老会,我们那天喝多了酒,说的话都是放狗屁。说什么劫法场之类,都是让两杯酒给灌晕了头,互相吹牛皮逞好汉,其实都是假的。老中堂杀刺客,我们哪里敢去劫法场。”
      “你这个千总管多少人?”
      “管二百五十人。”
      “有多少人参加了哥老会,你知道吗?”
      任高升想了想,说:“有五六十个人。”
      曾国藩吃了一惊,二百五十人中就有五六十个,四成占一成,这还了得!如果每个营都这样,二万水师中不就有五千哥老会!
      “你们与申名标有什么联系?”
      “我和申名标从前都是鲍提督手下庆字营的人,申名标当营官,我当哨官。霆军中有一部分人是从四川来的,哥老会在四川很盛行。这些四川人有的早加入了哥老会,后来申名标也参加了。他有本事,大家推他为大哥,他把我也拉进去了。后来闹饷,很多弟兄被杀,我和申名标等十几个弟兄逃了出来。我无处谋生,就改了个名字投了水师。申名标后来上了天目山,在法华寺削了发,以和尚的身分继续哥老会的话动。一年之中,也要打发人与我们联系两三次,还要我们动员弟兄们参加。前不久有个小兄弟偷偷对我说,申名标被人杀了,怀疑法华寺的哥老会破获了,但为何又只杀他一人,其他人都未动,弟兄们都很奇怪。”
      “你认识张文祥吗?”曾国藩问。
      “不认识。”任高升摇摇头。曾国藩疑惑了:这张文祥到底是不是哥老会的?若是,为何任高升不认识他;若不是,他说的申名标在庆字营发展哥老会众一事,又与任说相同。曾国藩摇摇头,这里面的事情真太难思议了。
      第三个押上来的是外委把总焦开积。曾国藩见此人长得有几分清秀斯文,像是读过书的样子。焦开积进门后,在曾国藩的面前跪下来,头低着,只是不说话。
      “来人!”曾国藩喊。戈什哈应声而进。
      “给他松绑。”
      焦开积惊奇地抬起头来。戈什哈拿刀将他手上的粗麻绳割断。
      “起来。”曾国藩语气和缓地命令,指了指面前的条凳,“坐到那里去。”
      焦开积愈加惊奇,忙说:“卑职有罪,卑职不敢。”
      “坐下!”曾国藩的语气生硬起来,“坐下好好招供。”
      焦开积只得遵命坐下。
      “焦开积!”曾国藩以左目一线余光,再一次将这个外委把总细细打量一番。焦开积挺拔瘦劲的身材使他满意:是一个武官的料子!
      “卑职在!”焦开积又站起。
      “坐下吧!今年多大年纪了?娶妻了吗?”曾国藩问,犹如一个和气的长者在关怀着晚辈。
      “回老中堂的话,卑职今年二十八岁,未曾娶妻。”焦开积坐在条凳上,音色宏亮地回答,他十分感激总督大人对他破格的以礼相待。进门之前,他知今番必死无疑,横竖都是一死,不如死得英雄,决不牵连别人。现在,他见曾国藩的态度完全不是他所设想的,他又改变了主意,不如干脆把心中的话,趁此机会,向这位前湘军统帅一吐为快,倘若能得到他的谅解,也是为弟兄们造一大福。
      “听你的口音,像是湖南人。”曾国藩问,脸上有一丝浅浅的笑容。
      “卑职是道州人。”
      “你读过书吗?”
      “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
      “你既读过私塾,当知你们道州出了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曾国藩说,犹如塾师在考问学生。
      “大人说的是濂溪先生吗?”焦开积对自己的回答没有十分把握。
      “正是。”曾国藩高兴地说,“他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叫做《爱莲说》,你读过吗?”
      “读过。”焦开积轻松地回答。
      “《爱莲说》称赞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你理解这两句话吗?”曾国藩盯着这个年轻的外委把总,右手又习惯地梳理起白多黑少的长须。
      “我记得小时听先生讲过,这是莲花的可贵品格,它生在淤泥之中而身骨清白,不受污染。濂溪先生要世人都向莲花这种品格学习,卑职自小起也知自爱。”
      “好,知道就好。”曾国藩放下抚须的手,头微微向前倾斜,问:“莲花出淤泥而不受污染,你身为堂堂长江水师的军官,身处清白之地,为何不自爱而要参加哥老会?本督见你略知诗书,是个人才,不忍心看着你自己毁了自己。你现在不要把本督看成上司,看成是在审判你的两江总督,你把本督看作是你的叔伯,你的发蒙塾师,把你为何要加入哥老会的想法都说出来,说得好,本督不治你的罪,还可免去你那些加入哥老会的袍哥们的罪,如何?”
      焦开积听了这番话,心中感到温暖,对于坐在对面的这个大人物,焦开积只在同治元年刚投水师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船上远远地见过。那时曾国藩驻节安庆,水师奉命东下打江宁,他亲自到南门码头为彭玉麟、杨岳斌送行。十八岁的焦开积当时不仅把曾国藩当成神灵,也把湘军水师看成是了不得的英雄军队。焦开积认真操练,奋勇打仗,头脑灵活,又识得字,很快便由普通勇丁升为什长、哨长,到了打下江宁时,他已是参将衔花翎即补游击,奉旨以游击不论推题、缺出先行补授。不久,湘军大批裁减,陆师裁去十之八九,多少记名提督、记名总兵以及提督衔、总兵衔、副将衔的人都裁撤回家当老百姓,湘军一片混乱。水师还算好,只裁去十之二三,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后来又被朝廷列为经制之师。水师定制一万二千人,实际人数近二万。官员有限,彭玉麟大衔借补小缺的主意恩准后,焦开积便以参将衔即补游击,授了个外委把总,虽然降了五级,还算是个幸运者,许多人都眼红他。
      在水师日久,焦开积逐渐看出,随着战功的扩大,水师内部日渐腐败起来,军营里一切坏的习气,水师不仅全兼足备,而且大有发展。当官的欺压当兵的,强者凌辱弱者,比比皆是。当兵的最怕打仗输了同伴不救援,绿营此风甚烈。曾国藩建湘军之初,鉴于绿营这种恶习,曾以斩金松龄之首来力矫弊病。湘军初建的那几年,的确败不相救的情形较少。尤其是水师,在彭、杨率领下,更注意互相帮助。到了咸丰末年,湘军中这种好风气已所存不多了,见死不救,临阵各顾各则成为普遍现象。这时,哥老会在湘军中应运发展。刚开始时都是一些处于低下地位的勇丁参加,他们在营哨中拜把结兄弟,提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口号,并以此作为严格的会规。这种团结起来的力量维护了弱者的利益。尤其是在打仗时,凡是哥老会的人都结成一伙,胜则挽手向前,败则抵死相救。
      在一次战斗中,焦开积驾着一条小舢板冲进太平军船队,结果被团团包围,眼看就要面临灭顶之灾。正在这时,他的一个朋友赶紧驾了一条舢板冲了进来,紧接着有十几条舢板也冲了进来,拼死拼命地把焦开积抢出。死里逃生,焦开积分外感激那个朋友。朋友告诉他,是哥老会的袍哥们帮的忙。
      从那以后,焦开积参加了哥老会。在以后的战斗中,他靠着袍哥们的帮助,几次逢凶化吉。哥老会的力量逐渐强大,当官的也必须依靠哥老会才能站得住脚,不少将领也入了会。后来湘军陆师裁撤,不少袍哥在外流浪惯了,不愿回原籍,便以哥老会为组织,成团成伙地流落各地。在这种形势下,水师里的哥老会很快发展起来。大家说:“在江湖上混,朝廷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捏合起来。”
      曾国藩听了焦开积这段陈述,心中甚是不快。哥老会在他亲手创建的湘军中活动如此猖獗,这是他所没有料到的。
      “焦开积,你刚才说也有不少军官加入了哥老会,你听说过最大的官职是多大?”
      “老中堂,我也只是道听途说,不一定准确,说出来你老莫见怪。”
      “你说吧,不管是谁都不要紧。”
      “我听说哥老会后来在吉字营中人数最多,萧孚泗、李臣典、朱南桂、熊登武等人都入过,只是瞒着九帅一人。”
      曾国藩大吃一惊。萧孚泗等人都参加过哥老会,这怎么可能呢?见曾国藩满脸惊愕怀疑,焦开积索性把这个秘密全部揭露:“老中堂,你可能还不知道,萧军门现在虽家居湘乡,他手里仍控制着几千哥老会。袍哥们都说:国家多事,洋人强梁,皇上又年幼,老中堂又体弱,说不定不久天下又要大乱,那时还要我们哥老会出来收拾危局。”
      “一派胡言乱语!”曾国藩骂道,不过声音微弱,显得有气无力。
      焦开积被戈什哈带走了。曾国藩心里有一种大不祥的预感:这些星散各地的湘军旧部,很有可能会在某一天重新聚集在一起,昔日保护朝廷度过难关的功臣,将翻脸成为反抗朝廷的叛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当然,曾国藩想,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事情决不会发生,只能在他的死后出现,但即使是死后,他也决不能容忍。真的发生那种事,他的子孙都会被斩尽杀绝,他和他的父、祖的坟墓都会被挖掘,尸体将会被鞭挞焚毁,一切称颂他的文字都得改写,他将永远遭后世唾骂,遗臭万年。而现在其人已众多,其势已蔓延,既无法劝告他们改邪归正,更不能公开镇压。”哎,这或许是气数使然!”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重复这一句他近来常想起的话。
      他草草结束这场对哥老会劫法场大案的审讯,并吩咐彭玉麟、黄翼升不要给他们任何处置,今后在水师中也不要再提起哥老会的事。
      通过这次审讯,曾国藩愈加看出张文祥这个神秘人物的背景非比一般,必须从速判决,否则随时都有不测之变发生。
      钦差大臣郑敦谨也从栖霞山回到江宁城内。这个以精于歧黄著称的刑部尚书,历官三十余年,对世事人情的洞明毫不逊于他的医术。他从慈禧太后并不急着催他出京,窥视出朝廷对此事的微妙态度,又从沿途以及到江宁后所听到的各种传闻中,隐约察觉到此案的复杂棘手。提审张文祥后,他一眼就看出刺客是个少见的顽梗之徒,此种人极不易对付。因此,他借口病未痊愈,每天只在江宁藩司衙门读书写字,修身养性。关于马案的一切,他都以曾国藩的意见为意见,用极为恳切谦虚的态度,将处理这桩奇案的担子完全压在曾国藩一人的肩上,为应付日后的麻烦,狡猾地留下一条退路。
      曾国藩对郑敦谨的用心洞若观火,但这对他有利。他开始构思结案的奏报。张文祥的供词无疑不能上奏,涉及到马新贻的言辞也须小心,至于勾通回部的传闻,更是牵涉到朝廷大计,丁蕙蘅谋杀一说,又与丁日昌搅在一起。所有这些,都不能触及一字,否则将贻患无穷。如何措词呢?他亲拟的奏章成百上千,唯独这篇难以下手。
      “大人,我和叔耘商量,决定把马制军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吴汝纶推门进来,后面跟着薛福成。
      “你们有新发现?”曾国藩问,并招呼他们坐下。
      “没有。”吴汝纶答。
      “你们有什么法子可以查个水落石出?”
      “我们两人想好了,决定微服私访。”薛福成说。案子的重大,案情的迷朦,牵涉面的深广,吸引着这两个涉世不深又正直有事业心的热血青年。他们极为敬佩铁面无私的包公,想学习他的品格,摹仿他的方式来侦破马案,不管此案涉及到何人的头上,哪怕真的是醇郡王主谋也不在乎!
      “微服私访?”曾国藩的嘴角边露出微微一笑。”你们打算从哪里访起?”
      “大人,这个案子目前暴露的疑点很多,只要认真查,自有下手之处。”心直口快的吴汝纶立即接话,“张文祥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的话已说得很明白,他是受人指使的,而且此话已由魁将军上奏太后、皇上,又公之于京报,普天下都知道。倘若这背后的指使者不查出,如何向世人作交代?”
      曾国藩沉吟不语。这几句话的确打中了要害,没有查出幕后指派人,能叫结案吗?
      “卑职想,从现在所得到的线索来看,幕后的人不外乎这几个。”吴汝纶扳起指头数着,“浙江海盗龙启云,法华寺的和尚圆灯,丁中丞的公子丁蕙蘅。”
      “还有,“薛福成补充,“京师的醇郡王!”
      曾国藩微微一怔,随即在心里作出决定:必须制止他们的荒唐之举!
      “不必你们再去微服私访,马制军这个案子我已经查清楚了。”曾国藩严肃地指出。
      “查清楚了?”吴汝纶惊奇地睁大眼睛。
      “幕后指使者是谁?”薛福成忙问。
      “指派张文祥谋刺马穀山的人,就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龙启云!”
      “真的是他!证据呢?”吴汝纶觉得奇怪,他以为张文祥多半是丁蕙蘅重金买通的死士。
      “还要什么别的证据呢?证据就是张文祥自己的招供。”曾国藩显然被这个问题问得不悦,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公布,“张文祥乃漏网长毛,与马穀山既有前仇,又有新怨,复受海盗龙启云收买,遂以死行刺。案情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你们不必再节外生枝了。”
      吴、薛二人扫兴退出。房子里,曾国藩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刚才还迟疑不能落笔的奏报,被他们这么一逼,不就逼出来了吗?他很快草拟了一份奏稿,派人送给郑敦谨过目。
      郑敦谨看完后没有改动一个字,当夜便送回来。第二天,这份奏章便以刑部尚书和两江总督会衔的名义拜发。
      半个月后上谕下达,张文祥凌迟处死。临刑前,马新贻的弟弟马四买通刽子手,要他们在张文祥的身上割三百六十刀,才让他断气。杀张文祥的那一天,围观的百姓达数万之多,两个刽子手像剔鱼鳞似地从张文祥的全身取下一块块血淋淋的肉来,张文祥至死没有哼过一声。这真是个天底下独一无二的硬汉子!围观的百姓无一不在心里为之惋惜,发出赞叹。刽子手行刑后,马四又操起一把牛耳尖刀,划开张文祥的胸膛,取出心脏来,在马新贻的灵前祭奠。
      马四的这个举动引起曾国藩的深思:马家对张文祥有着深仇大恨,这幕后操纵者实际上并没有查出来,倘若今后遇到什么机会,马家对此案提出疑问,那又多出一些麻烦。再说,马新贻的先世也很可能是回民,目前陕甘新疆回民正在闹事,如果让他们抓住马案做借口要挟朝廷,于国家安定亦大不利,必须给马新贻身后以破格之荣,方可堵住西北回民之口。曾国藩想到这里,又给朝廷拟一奏稿,请赠马新贻太子太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并请在原籍菏泽及江宁、安庆、杭州、海塘等立功之地建专祠。郑敦谨照例同意,于是又会衔上报,朝廷一概照准。
      清一代空前绝后的谋刺总督案,就这样宣告了结。